这学期大卫•卡特勒教授（David Cutler）为本科生讲授有关健康的商务与政治的课程（the Business and Politics of Health）。卡特勒的特色是：他是哈佛大学经济系在医疗体系方面唯一的专家。他的才干在1987年刚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时就崭露头角：他的毕业论文经过修改很快被主流专业期刊发表，经常被引用（具体内容见《哈佛笔记》专栏中《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或《哈佛经济学笔记》一书中p164-165）。科特勒因而从经济系获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 四年以后（1991年），他从麻省理工大学（MIT）获经济学博士；随后在哈佛大学任讲师，1997年晋升为终身教授。 　　卡特勒与波士顿各大医院、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都关系密切。从1993年到1995年，他还是哈佛大学讲师的时候就服务于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和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参与医疗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参与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智囊团，但因小布什成功连任两届总统，卡特勒的努力付之东流。政治风水轮流转。当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独树一帜的时候，卡特勒被纳入他的旗下，进而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成为今年3月23日刚刚通过国会的美国医疗改革法案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为了在医疗政策方面提出经济学家的洞见，卡特勒还与医疗技术领域保持联系。 他是医药研究所成员（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也是老年研究联合战线（Alliance for Aging Research）的技术顾问组的成员。

9月份整个一个月，卡特勒都在讲关于健康的宏观形势，解释大量跨时间、跨地域的数据图表，看起来鞭长莫及。例如，健康如何定义、如何度量？是不是国家越富有，人们越长寿？和诸如此类的巨大问题。答案很多时候与人们的直觉相吻合，但也不乏洞见。健康并不仅仅指一个人是否有明显的疾病，它还包括心理和生理等各方面不同程度的健康。因为包括的内容太广，很难度量，研究者一般用死亡率（mortality rate），预计寿命（expected life expectancy）等容易统计的数据做为衡量一个人群健康程度的宏观指标。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不是影响健康的唯一因素。 在古巴、北朝鲜、大约10年前的中国，人们的寿命较长，国家却相对贫穷；而美国人的寿命相对于高收入的经济水平来说是比较低的。这里判断的标准是从回归分析而来（横轴是人均GDP，纵轴是预计寿命，把所有国家的数据都放进去，然后通过回归分析，找到最适合的曲线）。

纵观人类健康历史：人的平均寿命从18世纪缓慢增加，从20世纪初迅猛增加。可想而知，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0世纪初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例如，清洁用水、上下水道、室内厕所等公共工程）和20世纪中期医药技术的突飞猛进（例如，消炎药和各种疫苗的发明）都是延长人们的寿命的基本原因。这其中有洞见的问题是：如何排列这么多因素的轻重缓急？这个问题答案意味着：我们在治理贫困国家，努力提高人们健康程度的时候，应该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同时又能取得最大的成效。

模拟联合国峰会

直到10月5日，科特勒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模拟联合国峰会，他的授课意图才清晰可见；前一个月的那些宏大形势、数据分析突然显得有用而系统。 他要学生把自己放在国家和世界卫生医疗体系的设计者的位置上，在了解问题复杂性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政见。出色的学生要有全局观，时代感和责任感。

卡特勒把学生分成8个小组，分别代表博茨瓦纳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 of Botswana）、南非政府、美国外交部、中国政府、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艾滋病服务组织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IDS Service Organizations）和美国医药研究和生产厂商行会（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简写为PhRMA）。学生用一周时间准备在联合国峰会上的发言：想象你自己就是这些组织的代表，你在联合国峰会上会怎么说？联合国2000年采纳的世纪发展目标（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能否在2015年按计划实现，尤其是其中三项与健康有关的目标？每个小组选两至三名代表到讲台前讲演6至7分钟。

准备这个发言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和材料。学生首先要了解联合国世纪发展目标（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具体内容。 联合国在1970年就提倡发达国家为贫困国家每年提供相当于各自国家总收入（GNI）的0.7%的国际援助（Overse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发达国家一直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联合国在2000年采纳了世纪发展目标，敦促各国在2015年前在以下8个方面“达标”：1）消除贫困和饥饿；2）普及初级教育；3）加强妇女的力量（使妇女变得强大，empower women），鼓励男女平等；4）减少婴儿夭折率（child mortality）；5）增强母亲的健康；6）与艾滋病、疟疾、肺炎和其他疾病作斗争，减少疾病传播；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8）在全球范围，寻求伙伴关系以求共同发展。这八项内容都有各自的量化指标。其中，第四、第五和第六条都与健康有关。 学生还要了解各自所代表的国家或组织的宗旨，具体在与健康有关的这些目标中所做过的各种努力。 这些信息很容易搜集，只要找到这些组织在互联网上的网页就能掌握基本情况，做出漂亮的PPT演示。

学生的挑战是要设身处地的站在这些国家或组织的位置上为今后作计划、作承诺。卡特勒曾经讲过艾滋病在世界范围的迅速蔓延，举例说明一些国家的成功策略（例如泰国对商业妓女的行为规范）和存在问题。博茨瓦纳和南非都是艾滋病蔓延的重地，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性病。他们的研究性大学，他们的政府应该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措施、什么手段才能扭转恶性循环的态势？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对世界上疾病蔓延和贫困国家应尽怎样的义务？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花美国纳税人的钱？美国对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期望和要求？（例如，代表美国外交部的学生要求中国政府在特定的扶贫项目上与美国有相应的承诺（one-to-one matching funds））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有哪些责任和义务？如何既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又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身体力行的同时也量力而行？各种国际组织如何才能促进联合国世纪发展目标的实现？医药研究制造商的企业行会怎样才能既帮助贫困国家，又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和一定的经济利润？

思考问题

在“代表们”展示各自的PPT之前，卡特勒让观众席上的学生思考以下问题：你们要边听边想，他们有哪些领域没有提到，而这些领域又是应该提到的？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能力、足够的决心在2015年以前实现联合国世纪发展目标？我们是否能在如何采取行动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该怎样重新设计蓝图？

你也许在想：我这么一个年轻人初出茅庐，人微言轻，哪能帮助联合国设计蓝图？或者想，我这么一个平头百姓的小人物自己的事情还管不过来，哪里管得了远在天边的非洲难民或艾滋病患者？其实不然。 如果你只想“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就不必上大学，上中专或技术学校就够了――既不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也不浪费别人的时间精力。学一种实用的技能，不用为找工作发愁，可以生活得很好。 一个正式管道工（plumber）的收入比大多数本科毕业生，甚至很多研究生毕业的人的收入都高很多。在大学里滥竽充数，敷衍了事，既骗别人也骗自己，何必呢？

如果你选择上大学，选择接受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你的目标就不仅仅是个人生活得好坏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使别人生活得更好。你不但要成为一个能辨别是非、有主见的公民，而且还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以天下为己任，有全局观，有时代感和责任感。如果只为自己求生存、谋出路，就不需要上大学。即使上大学，你也很难把自己放在国家和社会体系设计者的位置思考问题。

总结发言

在八组代表结束讲演之后，卡特勒提问观众席上的学生：你们觉得哪组代表的讲演最有说服力？哪组代表的说服力最弱？假如你是联合国秘书长，你会怎么做？联合国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当然，你会持之以恒地办教育、办职业培训，加强妇女的力量，加大宣传力度，理顺信息传播流程，扩建服务设施，培训医护人员等等。既便如此，你预计5年以后的形势会怎样？

最后，卡特勒即席调研：相信联合国世纪发展目标在2015年之前实现有50％以上可能的同学请举手；有25％以上可能的同学请举手；有10％以上可能的同学请举手。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对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卡特勒说，即使今天所有代表的承诺都付诸实施，改变人们的行为和地区文化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科特勒反问，如果你（联合国高管层）明明知道你提出的目标实现不了，为什么还要提出呢？科特勒自问自答，或许提出目标的本身就会帮助我们明确目的，统一路径，协调行动。那么你们再想想，10年以后的形势又会怎样？科特勒清晰地意识到任务的艰巨，言谈之中流露出倾向扩建医疗服务设施，扩大培训医护人员这条途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似乎是具有远大抱负的人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