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看待货币政策，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被称为人为的货币政策。另一种的代言人是弗里德曼，倾向于机械的货币政策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A. Frankel）在讲授货币与通胀的关系（money and inflation）时，内容丰富深入，涉及经济思想史和前沿性研究，远远超越了初级经济学中讲授的货币中性论（neutrality of money），即货币供给增加的比例会直接完全地传导为价格的增加比例，对长期经济生产总值没有任何影响。弗兰克尔讲的一些话题更加贴近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货币政策的讨论，让我们更理解这些议题的由来。

经济学家看待货币政策，粗略地分，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货币政策看做一种“反经济周期”的政策工具，主张中央银行应该有权力和能力在经济衰退中注入资金流动性，降低利率，鼓励投资和消费；在经济过热时，反向操作。这是人为的货币政策（discretionary monetary policy）。另一种视角的代言人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奖得主），倾向机械货币政策（rule-based monetary policy）。他主张中央银行根据一个经济体长期平均年增长率，每年机械地提高货币供给一个固定百分点就可以了；人为地变化货币供给和利率只会增加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适得其反。

机械货币政策的理论根基由来已久。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思想史层层递近地否定了人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了解这些思想史会使我们更加理解，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注入大量流动性，直接参与信贷市场是多么不寻常――伯南克把人为货币政策推向了极端。难怪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称赞他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不机械，不教条，大胆，富于想象力”。而反对人为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会用这个例子再次印证，中央银行制造通胀的冲动和偏向。

总供给的价格弹性有多大？

在讨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前，首先要讲的是总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aggregate supply）。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短期内价格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perfectly price elastic），所以任何增加总需求的政策都会完全变成生产总值的增加，没有因价格增长而带来的挤兑效应。古典经济学认为总供给由于被生产要素（有限的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经济资源）限制，其曲线是垂直的，完全不受价格的影响（perfectly price inelastic），所以任何增加总需求的政策都不会影响总产出，而只会提高价格。显而易见，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短期内更符合实际，古典经济学在长期更趋近实际。

事实是我们生活在极短期与长期之间，所以总供给曲线稍微有一些正斜率。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1995年获诺贝尔奖）把产出（total output）与价格变化，即通胀的关系放入正式模型（Lucas supply relationship）。总需求曲线可以因为两种原因向右移：货币供给增加或通胀预期升高。当货币供给增加，名义利率减小，真实利率减小（真实利率被定义为名义利率与通胀预期之差）。同样，当通胀预期升高，真实利率减小。当真实利率减小，投资增加，商品市场（goods market）需求增加(IS 曲线右移)，总产出增加。这是短期现象。但从长期来看，总需求，总产出，真实利率都不变。唯一变化的是价格由于货币供给的升高而升高（货币中性论），名义利率由于通胀预期升高而升高。

通胀与就业之间的得失

研究通胀与经济增长（或就业）的关系一般都从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讲起。 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1914年生于新西兰，1938到伦敦学习电子工程，在二战中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抗击日军，有复杂的战争经历，包括在印度尼西亚的集中营里与中国战俘学习中文。二战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社会学，觉得厌烦后改学经济学，于1951年成为那里的讲师，1958年成为经济学教授。1967年他到澳大利亚国家大学一边教经济学，一边研究中国。由于身体原因，他于1969年退休回到新西兰，1975年逝世，年仅60岁。在学术生涯中，他以工程师的眼光看待经济，试图用上世纪50年代的计算机雏形来模拟英国经济的运作。

历史充满偶然。菲利普斯留给后人的，最广为人知的财富不是他倾心尽力建筑的模型（hydraulics model），而是他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用英国的经济数据说明通胀率与失业率呈负相关。这个关系被后人称为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获诺贝尔奖），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1987年获诺贝尔奖）和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2006年获诺贝尔奖）都以此为基础，更深入地研究货币，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 1976年获诺贝尔奖）和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分别在1969年发表论文，引入预期通胀（expected inflation）的概念，发现货币政策要见效的成本不仅仅是通胀升高，而且是通胀加速升高（accelerated inflation）。 这个理论叫Natural Rate Hypothesis。因为人们的通胀预期随着近期通胀水平的升高而升高，所以要让扩张的货币政策要见效，货币增长的速度必须要高于人们通胀预期里隐含着的货币增长速度，也就是中央银行只有制造在人们预期之外的通胀（inflation surprise），货币政策才会有效。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95年获诺贝尔奖），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在1972年到1978年间发表论文，利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概念，证明扩张的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也无效。他们假设，虽然人们的理性预期并不是每次都准确，但从长期来说基本上是对的（average across time），事后看来与真实值的出入总的来说是零（the expected value of the error term is zero）。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货币政策是否奏效就是随机的，根本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