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总是嘴上说要保持低通胀，但是为什么行动上总是落实不了？如何控制中央银行制造通胀？

Finn E. Kydland 和 Edward Prescott （2004年两人共同获诺贝尔奖）在1977年发表论文，第一次引入“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这个概念，说明政府必须要主动制定法律，“把自己的手捆绑起来”，放弃制造通胀的权力。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相信政府是动真格的，而不是“口惠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只有这样才会真正降低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从而降低在任何总产出水平上的实际通胀。

“时间不一致性”是一个重要概念。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或一个国家）对今后的行为做出承诺，但时间证明，他（它）并不能履行诺言，那么他（它）起初的承诺就是时间不一致的。人们有时间去检验你的承诺，也就是说这个游戏是重复的（the game is repeated）。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A. Frankel）引用了他的一位合作者（伯克利大学的经济系教授）在给学生期末考试中的一道考题：“你们在参加这个考试之前，一定都花了大量时间复习这学期的授课内容。我的目的是让你们学习，掌握这些内容，你们已经做到了。如果我现在取消这个考试，你们会很高兴，突然解放了，没有压力了；我也会很高兴，因为不用批改考卷了。我们双方的福利都会提高，但是我不会取消这个考试，为什么？”

这个考题就是在考验学生对时间不一致性的理解。如果教授取消这个考试，学生也复习，掌握了教学内容，教授的目的达到了。但问题是这个游戏会重复。如果明年选学这门课的学生知道了这个消息，认为教授会在最后一分钟取消考试，考试只是一个“幌子”，就不会认真复习，掌握知识要点，那么这个教授就不会达到他的目的。

如何让中央银行言行一致？

中央银行总是嘴上说要保持低通胀，但是行动上落实不了（dynamic inconsistency）。 Robert Barro 和Gordon在1983年发表论文，用理性预期证明了中央银行总会有通胀偏见（inflation bias）。他们认为，既然中央银行根本不能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从长期减少失业，它们干脆就应该把目标放在稳定物价方面，最好保持通胀是零（time-inconsistency of non-inflationary monetary policy）。

抑制中央银行制造通胀的办法有多种。一种办法是让央行承诺遵守规则（binding rules）：例如，紧盯金价，货币增长，通胀率（价格指数），汇率，出口价格，生产价格指数（PPI），或名义GDP等。遵守规则也有两个问题。第一，迄今为止还没有实证研究（empirical evidence）说明，遵守规则可以在不损失产出（loss of output）或不增加失业的情况下保持低通胀。第二，严格地遵守规则会使中央银行丧失对短期经济波动（short-run disturbances）的应变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主张灵活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幸好我们没有限制中央银行行为的法律，否则伯南克就不能酌情处理，就不能大胆地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金融系统就会陷于瘫痪状态，经济复苏根本无从谈起。

更严格地保障中央银行的言行一致的办法是，完全取消中央银行制定人为货币政策的特权，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相信会有低通胀。如果不能通过民主的政治渠道取消它们的特权，那么（在美国）总统就应该任命一个不屈不挠的央行行长，他至少在上任早期严格地抵制通胀，建立人们对他的信心，从而降低通胀预期。沃尔克（Paul Volker）和格林斯潘在上任央行行长初期都是这样。Kenneth Rogoff 在他1985年发表的论文中说，总统在选择央行行长时，一定要选择一贯就偏重打击通胀的人，因为这样可以帮助降低通胀预期。

与控制中央银行制造通胀有关的一个发现是1993年劳伦斯•萨默斯和阿尔伯特•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共同发表的论文。他们用数据说明中央银行与政府越独立，平均通胀率就越低。这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怀疑他们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度量，更怀疑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低通胀率的因果关系，认为有可能是低通胀导致了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更加独立；有人说，只有任命非常保守的央行行长才能保障低通胀；有人反对把中央银行放在民主政治体系之外，指责他们是“精英主义”。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家还不能证明，独立的中央银行可以在不损失产出（loss of output）或不增加失业的情况下保持低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