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与哈佛大学政府系名教授桑德尔的对话，讨论开放社会、道德规范与市场的关系

10月19日下午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非盈利组织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就开放社会、道德规范与市场的关系组织公开对话。中心主任克力斯多夫•斯通（Christopher Stone）介绍对话双方：一位是“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另一位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

索罗斯于1930年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16岁移民英国，22岁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毕业，进入投资银行，26岁辗转到纽约成为华尔街的交易员（trader），羽翼日渐丰满，于1970年创建自己的基金，后来成为著名的量子基金；1992年豪赌英镑贬值，净赚11亿美元，索罗斯从而被认为是“使英国中央银行破产的人”。2008年《福布斯》（Forbes）把他为全世界第29名最富有的人，净资产为110亿美元。

自从1979年以来，索罗斯为各种公益事业捐款，累计高达60亿美元。捐款通过开放社会研究所和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s）主要用于支持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转型，鼓励社会开放，接纳新思想、新事物，提倡民主与自由。上世纪70年代，当他自立门户、驰骋金融市场时，他声明，他想在华尔街赚足够的钱来支持他成为作家和哲学家。现在他的资产不仅够支持他像哲学家一样写作、思考、发表言论，还够他成为一个大慈善家的钱。他自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因为他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对未来有憧憬，有政治理念和信仰，还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说，有很多人有其中一个或两个条件，而他是三者都具备的极少数人之一。

桑德尔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于1975年从位于波士顿西部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毕业，于1981年从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80年至今，他在哈佛大学政府系负责道德政治哲学（moral political philosophy）的教学。每年在哈佛校园最大的礼堂，桑德斯讲堂（Sanders Theatre, 那里也是曼昆主讲经济学原理的地方），他给本科生主讲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Justice）。他用柏拉图式的教学方法－－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学生思考，深受学生喜爱。他的课程从实际生活中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引出哲学领域里各种经典作品，着重说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他的讲解不但没有哲学的枯燥，反而引人入胜，让学生大开眼界。据说，能容纳一千人的桑德斯讲堂几乎场场爆满。

索罗斯首先发言。他说，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相辅相成；市场有“看不见的手”，政治家有“看得见的手”，市场是在政治家制定的行为框架里运作的。市场是为私人需要服务的，不考虑道德标准，通过买和卖高效地创造市场价值。但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不同，要满足公共领域的需求就需要道德标准。索罗斯指责那些相信市场万能的极端主义者，或市场原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m），把市场万能的思想渗透到市场不应该涉及的领域，危害极大。他说，现在有一些私人捐赠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s）的目的就是要倡导市场原旨主义，这会损害我们的“开放社会”。索罗斯创建“开放社会研究所”就是要捐款集资与这些人唱反调，制衡他们。

桑德尔跳出经济学家的视角，从哲学家的角度看待市场经济和经济学。他说，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上的买卖只是简单的利益交易，对社会道德没有任何影响，其实不然。他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观点。一个是在以色列的一所幼儿园：和所有幼儿园一样，幼儿园不希望家长在接孩子时迟到，否则老师就不得不晚下班；他们决定对迟到的家长罚款（late pick-up fee）。出人意料的是，接孩子迟到的家长反而越来越多。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价格不起作用？原来，如果家长迟到，他们会觉得因为给老师带来不便，而很不好意思；现在他们只要交罚款，迟到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罚款用来付老师的加班费，延长时间看孩子就是一种付了费的服务。另一个例子是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小学：学校为了鼓励学生读书设立了一个机制，学生每读一本书就可以领到两美元，学生为了得到金钱奖励，自然会读书。但是当没有金钱奖励时，学生还会读书或努力得好成绩吗？桑德尔问，我们要培养学生读书的欲望，还是要培养学生挣钱的欲望？所以他认为，市场不是中性的。

他说，现代经济学的起源是政治和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与政治和道德哲学密不可分，后来独立成为一个学科，越走越远，与政治和道德完全分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主政期间，市场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市场原旨主义大行其道。但我们仍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如何鼓励人们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至上呢？经济学家的答案是：通过给予经济动力（incentives）和制定合同(contract)。桑德尔认为这个思路是错的。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他说，在最近三十年中，思想界有回归经济学原貌的趋势；我们要重新看待经济学，重新建立经济学（re-invent economics），把价值判断和对道德标准的关心带入经济学，创造“芝加哥学派”以外的选择（create alternatives to the Chicago School），研究道德和政治经济学（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索罗斯说，现在市场上盛行错误的道德观念，把赚钱本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他说，他戴着“两顶帽子”：一方面他是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上，他会毫不犹豫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公民，作为公民，他会毫不犹豫地倡导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会损害他个人的经济利益，他也会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希望改变市场上盛行的错误的道德观念，但是人们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很难被改变和操纵（manipulation）。

桑德尔幽默地插言，“这与财务报表、金融市场截然相反。”索罗斯似乎有意引出桑德尔关心的话题，“人们在一门心思地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被个人利益冲昏了头脑，很难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们在为非盈利的社会公益组织，慷慨解囊，写支票的时候，觉得自己是非常正义的（righteous），但我们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呢（the right thing to do）？” 他区别，“感觉好”（feeling good）和“做好事”(doing good)是两码事。“我们在这里高谈阔论，感觉很好，但我们是不是在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呢？” 大家都笑了。他自知在公益事业中有很多矛盾，例如，很多非盈利组织要花很多钱宣传自己，提高自己的形象和知名度，为的是从各种基金会要钱。

桑德尔说，政治充满了操纵，例如30秒钟的电视广告就可以用一两句巧妙的标语式语言全面否定或肯定一个候选人。公众需要的不是这样别有用心的政治技巧，而是为我们的公共政策开展真正的、广泛的、深入的、公开辩论；这些公共政策要带有我们的道德准绳和价值判断，而这与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未必就是矛盾的。他以美国医疗政策改革为例具体说明。

今年暑假，他在电视中看到奥巴马总统公开向选民解释他的医改方案，说明他的方案如何能够在长期既会保障人民健康又会节约医疗费用，试图得到选民的支持。但是他的方案中的一些细节被一些共和党政客抓住不放，在全国各地的政府与选民的沟通会议中（town hall meetings）夸大其辞，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在选民中制造不满情绪。9月9日晚，奥巴马用黄金时间向参众两院的议员就医疗改革发表公开讲演。在讲演即将结束时，他引用刚刚因脑癌去逝的马萨诸塞州著名民主党人士、自由派政治家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的政见，说明享受医疗保健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特权。

既然医疗保健是每个人的权利，那么医疗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道德选择和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的选择应该是：一个社会应该从经济上帮助那些疾病缠身的人 ―― 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恰巧生病了，恰巧因病而债务累累；我们怎么能对这样的人无动于衷，任其自生自灭呢？当奥巴马把医疗改革放在道德框架上衡量，他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赢得了多数人经久不息的掌声。在桑德尔看来，奥巴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是他能够激励人心的源泉，正是这种品格使他在激烈的总统竞选中脱颖而出，使大多数选民忽略了他简短的政治履历而拥戴这位年轻的总统。

在简短的一个小时的对话之后，主持人说这天的活动还有一个内容：建立哈斯尔非盈利组织中心的剪彩仪式。其实这个中心创建于1997年，这是12年后第二次剪彩仪式。为此，他请来了这个中心的主要捐款人瑞塔•哈斯尔（Rita Hauser）和她先生盖斯塔•哈斯尔（Gustave Hauser），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艾尔务德（David Ellwood）和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哈斯尔是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身体消瘦，眼睛却炯炯有神。她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发言干脆利落，原来她有多年的国际律师经验，见多识广，而且还是哈斯尔家族基金会的主席（President of the Hauser Foundation）。她说，第二次剪彩仪式就像是第二次婚礼，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承诺和我们的责任。在这个中心众多的研究项目中，她支持探讨治理问题（governance issues）――－国家的治理，公司的治理，非盈利组织的治理，她看着台下的福斯特校长说，“甚至包括哈佛大学的治理。”人们都笑了。

艾尔务德重申这个中心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政府和市场各自都有很多弊端；政府的强项是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写支票（杀富济贫，转移支付），而不是帮助他们达到帮助自己的目的（help people help themselves）。所以我们要通过帮助非盈利组织努力建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搭起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倡导与之相辅相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我们要鼓励人们关心公共利益和公共事业，政府不善于做这样的事，所以民间组织要培养人们这种思想道德，让人们形成好的习惯和新的风气。他同意桑德尔对医疗改革的点评，“说服大众支持医改方案的两种方式的确有不同的效果。一种是说，这个改革方案可以给我们省钱，顺便会做正确的事 ――－让更多的人享受医疗保健。另一种是说，这个改革方案是在做正确的事，让更多的人享受医疗保健，顺便还可以省钱。”

福斯特的讲话也简单明了。她说，研究、支持非盈利组织涉及到多种学科，是一个交叉研究领域，这不但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整合，也有利于各行各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她幽默地提到，还有利于哈佛大学内跨院系的合作。在场的人都笑了，因为哈佛大学以分散决策（decentralization），各院系各有各的体系而著称，而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福斯特希望所有的人利用这个第二次剪彩仪式的机会为这个中心的宗旨重新投入，再次做出贡献；她还希望看到有正义感的感觉和做正确的事情有机的结合（to be righteous and right at the same time）。

三位嘉宾的讲话点到为止，整个活动从始至终一个半小时。教室外面备好了简单的饮料，cheese和水果，供与会人员自由畅谈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