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七十寿辰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杜维明也在追寻这一境界

现代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即将离开哈佛，前往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同时他迎来了七十寿辰。为此，4月10日，哈佛大学多个系所联合为他举办了为时一天的学术会议。

这些系所包括：东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哈佛亚洲中心、和哈佛艺术与人文院院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Arts and Humanities）。

会议的题目是“从各种视角看中文世界”（The Sinic World in Perspective）。 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Wilt Idema 教授主持会议，十几名哈佛教授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发言。

杜维明于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先后职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至今；从1996年到2008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曾获多种荣誉称号，包括1988年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es and Sciences）院士，2001年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为“文明间对话杰出人员小组”（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for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成员。

肯定成绩

在介绍完杜维明个人简历和学术成果之后，系主任Idema说，杜维明赴北京大学建立高等人文学院正逢也是儒学在中国复兴之际。儒学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过时的传统，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富有活力的传统；人们谈论它，辩论它，受它的影响。儒家思想已经渗入到人们行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a living tradition）。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Elizabeth Perry主要讲杜维明作为燕京学社社长的贡献。他说，杜维明是燕京学社第六任社长，是任期最长的社长，也是第一位有亚洲背景的社长。他把自己对亚洲的熟悉和洞察力带进了燕京学社，增强了学社的信誉，扩大了各种项目。在他的领导下，从中国大陆来哈佛的访问学者数量迅速增加；这些学者屡次表示，他们在哈佛的学习生活从根本上转变了他们学术生涯。

Elizabeth Perry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政府系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这本书之后，杜维明一直在促进文明间的对话。亚洲文明对这项事业有重要贡献。他们对学习和教育的重视仿佛教徒对宗教的重视，以致于不断学习、兴办教育的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杜维明在任期间，燕京学社的基金（endowment）从8500万美元增长到2.3亿美元。

Elizabeth Perry说，“或许麦克斯·苇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应该写新教徒伦理（protestant ethic）而应该写儒家伦理。”观众都笑了。

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Perry说，虽然我们为杜维明离开哈佛而难过，但相信杜维明一定是跟从他的心灵，做他想做的事，也一定是正确的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历史系教授叶文心（Wen-Hsin Yeh）寄来一封贺信，由一位哈佛历史系教授宣读。信中回忆1975年春天，叶文心还是一位学生，正在在选择读哪个研究生院，把伯克利与哈佛相比较。当时，杜维明正好在伯克利教书。他说，你一定要选择伯克利，波士顿的冬天寒冷难耐，漫长无比，和这里的气候根本没法比。叶文心最后选择了伯克利，成为杜维明的学生。叶文心说，杜老师总是把她的研究课题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使她的题目更有意义，也使她显得比实际更聪明。她欢迎杜老师在任何时候回到伯克利，无限期的居住，既可以躲避波士顿的冬天，也可以躲避北京的沙尘暴。

哈佛亚洲中心主任Arthur Kleinman 教授发言说，杜维明来哈佛教书的时间与他自己差不多，他们是近三十年的同事。他敬佩杜维明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与科学等交叉学科。其中，杜维明在创建“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这个概念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 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定义文化 ―― 对他的人类学领域（anthropology）来说是一个根本变化（a major intellectual shift）。在哈佛教书几十年，他还不知道任何人对中国学者思想的影响有杜维明这么大，这么深远。 

费正清中心主任William Kirby称赞杜维明在燕京学社的领导作用，在哈佛大学教书育人、促进学习气氛的贡献。他说，杜维明离开哈佛大学去北京大学是“哈佛的损失，北大的收获”。

中国古代史教授Peter Bol说，杜维明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他敬佩杜维明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汲取精华，思考中国当代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能力。他试举三例，形象地描述作为老师的杜维明。有一次，杜维明走进一个坐满了研究生的大教室，张口就说，“你们都是新儒者（Neo-Confucianists），尽管你们也许还没意识到这一点。”还有一次，Peter Bol邀请杜维明到他的班里讲儒家思想。那个星期，杜维明正好没有时间。等杜维明下周来讲的时候，课程已经到了讲道家思想的时候，所以杜维明只能讲道家思想。事后，Peter Bol问学生，杜维明讲得怎么样。学生回答，“好极了，现在我们都信奉道教了。”Peter Bol心想，难道儒家没有任何对道家的批判吗？大家都笑了。Peter Bol说，杜维明曾经一连好几年在哈佛最大的礼堂 ――桑德斯讲堂（Sanders Theatre，容纳将近一千人）――讲儒家思想，学生人数比现在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课程里的人数还多。Peter Bol问学生，为什么杜维明如此受欢迎？学生回答，“因为杜老师让我们觉得，我们比实际上还好。”

会议中也有点滴趣闻。午饭过后，会议主办方特意留出十分钟时间给杜维明的妹妹杜维滇，让她从家人的角度介绍杜维明。杜维滇是居住在美国北卡州（North Carolina）的一位科学家，她用一组照片说明杜维明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生活。杜维明是四个孩子中的老二，也是母亲最喜欢和最懂事的孩子。照片中最稀有、也最珍贵的几张是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之后的昆明照的黑白照片。在破旧棉衣、棉裤包裹下的童年杜维明依晰可见。以后上学、工作和接受各种荣誉的照片就不必细说了。

部分学术内容

杜维明于曾1991年在Daedalus(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出版的季刊) 发表关于“周边”（periphery）与“中心”(center)关系的论文，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的发言即围绕此展开:“文化中国，多文化中国，超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 Multicultural China, Transcultural China）。

王德威说，杜维明的这篇论文是从海外华人的角度定义什么是中国，发人深省――难道被边缘化的海外华人还可以成为中国中心？杜维明定义文化中国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些以汉人为主的大中华圈；第二层是居住在大中华圈以外的世界各地的华人；第三层是指所有愿意了解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愿意把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入他们自己的社区。杜维明对中国的定义不是基于种族或语言，而是基于文化，使中国的定义更加平面化，更加分散（decentralized）。

杜维明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认同的对话。哈佛大学以前的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总是把自己摆在世界公民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国为中心（sino-centric）的角度看待中国及世界。哈佛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Philip Kuhn则把中国放在近500年的历史长河，研究移居海外的中国人的文化（immigrant culture）。清华大学当代思想家汪晖把中国看成是一条有连续不断历史的整体，容纳了元代的蒙族文化和清代的满足文化。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延续、也挑战什么是中国（或华夏，Chineseness）这一话题。如果说，那些说标准普通话的人是“中国人”，那么那些说普通话不标准的人算吗？贾平凹写的《秦腔》就用了很多山西方言；用中文和英文写作的哈金算中国人吗？用中文和法文写作的高行健算中国人吗？有不少海外华人学者称自己不是中国人（say no to Chineseness）。2004年至今中国大陆一直提倡和谐社会。如果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不同意见，他就说，“我想与你协调意见（以达到和谐的效果）。”现在杜维明即将要从周边转移到中心，王德威希望他不要被“和谐”了。最后王德威以《论语. 泰伯》中的一句话作结，“士不可以不弘义，任重而道远。”

费正清中心前主任、东亚问题专家、哈佛社会学系退休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明确说，他对杜维明非常尊重，也有几十年的友谊。他回忆六十年代初，他作为助理教授刚刚登上哈佛大学讲坛，讲中国社会的运作：户口、单位等等。他的班里有两个非常出色、非常聪颖的台湾学生。一个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另一个就是杜维明。因为杜维明曾经是他班里的学生，杜维明一直把他看作师长，但事实是他从杜维明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杜维明非常与众不同，他既有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又吸收了各种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的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把儒家思想输入中国，改变“周边”与“中心”的关系。他在新加坡、香港等地也相当活跃。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承认，即使专政（authoritarian regime）也需要道德基础（moral basis）。杜维明把道德伦理引入了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领域。

哈佛政府系教授著名思想家麦克·桑德尔(Michael Sandel)说，杜维明一直推动文明间对话，翻译解释文化间的不同，促进跨文化的理解；他从杜维明的这项事业中受益匪浅。他想从两个方面谈文明间的对话。一个方面是“公”与“私”的界限：什么是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好生活？我们个人的（私有空间的）好生活与更广阔的群体生活的关系是什么？另一个方面是“教”与“学”的关系。《论语》是孔子与几十个学生对话的记录。这种对话首先是一个社群行为（communal activity），他们创造的空间是公共空间，不属于任何不可告人的私人空间。其次，对话是互动的，是有所指的，孔子对学生问题的回答是对具体情景的回答，同时他教授的原则又可以运用到其他情景中去。这样“教”与“学”是一个互动的、不可分割的过程。直到老师真正了解了学生的问题和学生的角度，老师才可以真正成为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做教授也应该了解学生的思想：学生真正关心什么？学生有哪些问题？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教书过程中有的放矢。

桑德尔着重阐述“公”与“私”的问题。他回到他在4月6日讲座中的立场（详见《哈佛笔记》第83节《我们要做什么正确的事情？》），批判性地看待把个人主义极端化的启蒙思想。启蒙主义把个人权利和自由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认为这是全球的普世价值。桑德尔说，他并不是要取消美国宪法中的人权条款（Bill of Rights），而是想提出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条款的问题。例如，一些大公司就利用这些条款，倡导可以为竞选的政客无限制的捐款；这是正确的吗？

桑德尔引用著名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观点，说明他的理想主义是不现实的。孟德斯鸠认为，如果一个人是真正高尚的、纯洁的、善良的人，那么他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分高低贵贱，不分远近亲疏；他甚至没有朋友，因为他把所有人――包括陌生人――都当作朋友。孟德斯鸠的理想与现实离得太远了。现实是我们生活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小圈子里。《论语》里就有这样的描述：如果父亲偷了东西，儿子马上去揭发，孔子认为儿子的行为不妥。

当“孝”和“直”不能两全时，怎么办？在各种文化里，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桑德尔举例说明。William Bulger是马萨诸塞州一位显赫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从1978年到1996年，他是该州上议院任期最长的议长（President of Massachusetts State Senate）。在作马萨诸塞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主席期间（1996－2003），他的兄弟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通缉犯，而且与他有过电话往来。当FBI向Bulger了解情况时，他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兄弟的信息。他说，他没有任何义务帮助任何人抓住他兄弟。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有人称赞他重亲情、讲义气，而《波士顿环球》报指责他，用马路上混混的行为准则（code of the street）来处理关乎国家大众的要事。与此相反，1995年4月，恐怖分子Ted Kaczynski（又称Unabomer）在《纽约时报》发表宣言，说明他为什么制造炸弹危害他人。他的兄弟David从宣言的思想和语言中看出，作者一定是Ted，于是报告了FBI，得到了悬赏的一百万美元。 当然，他把这些钱用在了补偿死难者家属上面。在法庭宣判Ted死刑后，David及律师坚决反对判决，最终为Ted争取到了无期徒刑。

桑德尔说，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道德传统；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的道德选择与公共哲学思想和社会正义密不可分。最后，桑德尔回到“教”与“学”在文明间对话的作用。儒家文化是学习的文化；学习的文化会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稳定。我们应该以谦卑的心态，相互学习，为文明间的对话做出贡献。

会议结束的前五分钟，杜维明作总结点评。他简短回顾了他的领域在近30年的变化：审美学（aesthetics）、伦理学（ethics）、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早已从不受重视的边缘学科到人人都感兴趣的热门话题；哈佛神学院在最近几年Bill Graham院长的领导下有巨大发展，已经变成了研究世界宗教的学院（school of world religion）。杜维明说，我们一边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一边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超越自己文化背景的局限，了解接纳各种文化。他打算回到北大后，组织学生学者一起“汇读”经典文献，从深度也从广度上增加对自己、对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理解。 杜维明走下讲台时，一位学生送给他一束淡粉色玫瑰花。他点头致谢，然后在观众的掌声中把玫瑰花送给了一位负责组织会议的行政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