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是“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他曾三次讲演讨论中国及中美关系。本文先介绍他的最近两次讲演

3月11日晚，哈佛商学院历史教授乃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在哈佛大学展开公开对话，话题是中国崛起在文化和历史视野中的影响及意义。弗格森被美国“时代周刊”命名为“对世界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他近年来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已成为世界焦点。

虽然年仅46岁，弗格森已有多部政治金融历史方面的巨作问世，盛名卓著。 他的著作包括1995年出版的《纸与铁：通胀年代中汉堡商业和德国政治，1897－1927》（Paper and Iron: Hamburg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 1998年出版的《战争的遗憾：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Pity of War: Explaining World War One，1998年出版的《世界的银行家：Rothschild的家族史》（The World's Banker: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2001年出版的《现金的网络：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利，1700－2000》（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2003年出版的《帝国：不列颠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兴衰及对全球实力的教训》（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2004年出版的《庞然大物：美利坚帝国的兴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还有他2006年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书《世界的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 他现在正在完成金融家、著名商人银行华宝（瑞银华宝的前身）的创办人Siegmund Warburg的传记，并着手调研基辛格的一生（Henry Kissinger）。

这一连串的书目显示了他对世界大战，国际秩序，金融历史方面的深入研究，也使我们理解他的视角和核心议题：中美目前的经贸关系紧密得如火如荼，但预计会在以后分道扬镳，除非北京和华盛顿有意识地克服困难，努力改变这个关系的自然走势。

弗格森幽默地用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打趣：“超级明星教授（superstar professor）”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是超级明星就不可能是教授；如果是教授就不可能是超级明星。 他说，他自己是“典型的西方野人”（typical western barbarian），对中国并不了解；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从中国学生学者那里了解中国，他认为这是比自己坐在图书馆更好的研究中国的渠道。 

他对中国的认识起始于对大英帝国的研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力，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英国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global economy）。16世纪到19世纪基本上是西方世界从上升到鼎盛的一个过程。弗格森的研究目的是西方如何独占鳌头、占领世界的，因为在16世纪初，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西方会在三四百年后霸占地球的各个角落。更有意思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会在18、19世纪停滞不前、甚至陷入衰退。弗格森说，“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这个题目不对，更确切的题目应该是“中国的回归（return），复苏（revival），复兴（renaissance）”。

弗格森归纳六个特点使西方处于领先地位：1）市场资本主义；2）科技革命；3）保护私有产权和个人政治权利（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4）现代医药延长了人的寿命；5）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社会；6）马克斯·韦伯（1864－1920）描绘的劳动品格（work ethic）――勤俭节约、推迟消费等。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密不可分，弗格森为此提出“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Chimeirca是个双关语。 如果念成China和 America 的合成，意思是两个国家密不可分，就像两个人结婚以后，合二为一一样。 如果念成kimerica，指的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谁也无法说清这是一种什么动物，在这个语境里也可以解释为：中美这个混合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但可以说清的是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占有世界13％的陆面，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产出。 

在这对伙伴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借出钱，美国借进钱；中国储蓄，美国消费。弗格森认为这个关系是不平衡的，不可持续的；就像一个婚姻中，一方只管挣钱，另一方只管花钱，这样的婚姻怎么能持续呢？而且，这个婚姻的好处也不均衡：中国得到的是经济平均年增长10％，美国得到的是10％的失业率。他把这个关系简称为“10－10关系”。 

他说，中国大量贸易盈余和外汇储蓄是其固定汇率政策的副产品，其结果是为美国提供了大约一万亿美元的廉价资金，在21世纪更加纵容了美国的消费欲望，促成了资产泡沫。在今后20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美国，但中国经济也会面临三大挑战：1）人口结构。独生子女政策会使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在今后20年中远远低于印度和非洲。2）快速工业化对环境和社会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3）中国能否维持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而在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

简短讲演之后，有人问，中国早在15世纪就有郑和多次下西洋，远到非洲，但是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以通商、强权为目的，而是要弘扬中国文化，显示皇恩浩荡，是“软实力”的表现；而西方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以雄厚的技术力量为后盾，以武力征服中国和亚洲的，这是“硬实力”的表现。在21世纪，中国能否以文化的力量、软实力来领导世界呢？弗格森说，简而言之，答案是否定的，仅仅有软实力是不能称雄世界的；称雄世界需要硬实力，软实力对硬实力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附加品（或解释为实力与道德理念的捆绑，或外儒内法，软硬兼施等）。也就是说，硬实力加软实力比仅仅有硬实力要强大；而硬实力比仅仅有软实力要强大。

汪晖的发言把人们的视线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到20世纪上半期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汪晖曾担任《读书》主编多年，著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并被译成多种语言。美国刊物“外交政策”称他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份子之一”，德国刊物“时代”则把他列入当今12名“为未来思考的思想家”。 他的发言意在说明，共产党有呼应社会底层人心声、动员平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革命传统，有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在广大老百姓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中国不会像苏联在1989年那样四分五裂，彻底垮台。

早些时候（2月11日中午），弗格森在哈佛大学与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公开对话中也表明了类似观点。他带有历史学家的城府，认为相对权力是零和游戏；世界实力将从根本上重新布局，重心向中国移动；历史不是线性的，总是有意想不到的回旋曲折。 如果北京和华盛顿不是有意识地校正目前中美之间的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关系，那么这个看似水乳相容的“婚姻”（super fusion）就面临“离婚”的危险，那时美国和印度就会走得更近。

卡拉贝尔相对乐观。他是River Twice Research的主席，曾任Fred Alger Management的首席经济学家和中美增长型基金主管（portfolio manager of China-US Growth Fund）。他说，正是因为人类社会进程充满了不可预料性，中美关系与历史上弱国追赶强国的经历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特点就有可能使这个关系的发展与历史上与之类比的例子不同。 只要美国保持自己的创新精神和经济活力，中国能够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中美之间的“婚姻”就不一定会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