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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3年10月9日,哈佛大学讲席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多数女性都面临家庭与事业的艰难选择,这里面又有什么经济学呢?

9月15日,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正式开学了,比政府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晚了一到三周。

在同一所大学,不同学院有完全独立的开学和放假的时间表,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也不近情理,但哈佛大学权利分散,各学院各自为政,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且难以改变。前几年,萨默斯(Larry Summers)任校长期间,加强了中央集权,才达成时间表改革的共识,但从同意改革到真正落实又需要三四年的时间,目的是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过渡和适应”, 各个学院的时间表要到明年9月份才会完全统一。所以哈佛的领导层有这样的笑话,“如果有中国式的领导权威和制度,哈佛的很多问题早就解决了。”

新英格兰地区的秋天是最好的季节,因为这里的春天太短,冬天太长,夏天太热,只有秋天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气温宜人,秋高气爽。哈佛校园(Harvard Yard)也显的生机盎然:学生和学者穿梭在绿草坪间的小路中,奔向各自的教室。只有成群结队的游客在漫步拍照。几乎所有的导游都会带队停在哈佛大学创始人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塑像前,介绍他与哈佛大学的不解之缘,大多数游客都会摸着约翰的一只鞋,与他拍照。无数人的触摸已经使那只鞋闪闪发光,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效仿者,似乎这一触摸可以接触到哈佛的某一部分精髓。

那么哈佛的精髓是什么呢?哈佛的一切都是好的,值得吸取吗?让我们走进哈佛讲堂。

经济系的大三学生可以选修一门小型的讲座课程(junior seminar),叫“事业与家庭的经济学”,最多接受16名正式学生,听众大多是20岁左右的女学生。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讨论,分析女性的经济作用(economic role of women),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并通过写四个短篇报告(2页-3页),一个长篇报告(约25页,要求使用原始数据)提高调研和写作能力,为大四年级的毕业论文打下基础。前半学期以大量阅读和授课为主,后半学期以学生调研、提问、讨论和写作为主。

大多数女性都面临家庭与事业的艰难选择,这里面又有什么经济学呢?

这门课的主讲教授是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戈尔丁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士,矮小消瘦,虽然眼镜片后的大眼睛很有神,但脸色显得苍白,声音略有嘶哑,上课过程中不停地用一个塑料杯喝水,她的双手没带任何戒指。

她于1967年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72年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明尼苏达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经济史、教育、性别差异、女性和家庭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涉及劳动经济学。她立足于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看待现状,出版了多部著作和论文,获多种荣誉称号,是哈佛大学经济系几十名全职教授(full professor)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教授之一。

每门课的第一二堂课都是对这门课的研究方向作总体概述。戈尔丁教授提出了以下问题供学生思考:情侣和家庭是怎样形成的?在“婚姻市场”中,谁与谁结婚是如何决定的?在什么条件下会决定结婚?又会在什么条件下决定离婚?在一个家庭中,劳动是如何分工的?妻子和丈夫如何选择在家里工作还是到市场工作?教育和投资在形成可行的家庭契约中的作用?为什么情侣会有孩子?他们如何决定要几个孩子?如果解释生育率的变化?避孕措施和避孕药在其中的作用?家庭中的性别差异是生理因素决定的还是人为决定的?为什么女性会对有关劳动市场的分析感兴趣?女性和男性各自如何选择职业?他们有怎样的的收入差别,差别的变化及趋势,如何解释这些变化和趋势?教育有性别差异吗?如何解释“女性入大学率和大学毕业率高于男性”这一新现象?

戈尔丁教授用大量的图表显示各种变化和趋势,并解释数据来源和处理过程。她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屑思考的事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不禁让人诧然。

例如,关于人们是如何决定结合和分手的问题,她分析,当男女双方都认为他们结合的价值大于他们各自生活的价值的和,他们就有可能结合。多出来的这部分价值就叫做”盈余” (surplus)。但有盈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定结合,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有N个男性,N个女性的“婚姻市场”中,有N的平方个结合的可能性。只有在各个结合的盈余的总和最大化的情况下,这个婚姻市场才达到“均衡状态”。

而当这种盈余变成负值时,人们就会决定分手,重新进入婚姻市场。

什么原因会使盈余由正变负呢?一种解释是“不完全信息”(imperfect information)。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因为误解而相聚,因为了解而分离”。另一种解释是生活的条件、生活的境况变化了。还有一种解释是人的想法变化了。

这时,一个学生举手说,也有可能是“第三者插足”导致离婚,大家都笑了。戈尔丁教授回答,这个模型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这个模型的假设是,N个男性和N个女性完全互相了解,没有新人进入这一市场。

恐怕没有比这一分析更能说明经济学的极端理性和有限的解释能力了。如果人们真的把恋爱、结婚和上升的离婚趋势想得这么清楚,那么结婚过程的本身就是不值得的。人与人之间只需要契约进行合作,通过契约解散合作,一切仅仅是履行法律程序而已。

训练20岁左右的年轻人理智清晰地思考世界,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但这样的课程会传达给他们怎样的信息呢?这样的结论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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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

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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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驻波士顿特约记者,《哈佛笔记》专栏作者。她曾任《世界时报》(WorldPaper)记者和研究员,哈佛商学院研究员,网络杂志《视角》(Perspectives) 的资深编辑,学生杂志《哈佛评论》(Harvard China Review)主编和主席。2007年她获OYCF-Gregory Chow Teaching Fellowship教学基金的支持,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教授短期课程, “经济报导:问题分析和评论员文章”(Economic Reporting: Issue Analysis and Opinion Pieces)。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社会问题及公共政策。2002年她从哈佛大学获亚洲研究硕士(MA),1997年从波士顿学院获商业管理硕士(MBA),1995年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路易斯克拉克学院(Lewis & Clark College, Portland, OR)获数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BA)。她和先生及两个孩子住在美国麻州剑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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