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现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

中国是否像看起来那么强大？这是西方人现在不断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难怪以此为题的一个讲座吸引了那么多人。

11月14日，这个讲座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行，讲演者是罗伯特·纪福特（Robert Gifford），1998年－2004年间，纪福特作为国家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驻北京记者，在中国工作了六年。至少有五六十名听众来听这个讲座，不少人没有座位，只能站在门口。

纪福特是哈佛的毕业生，他于1996年获哈佛东亚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 - East Asia Program, RSEA）的硕士学位，RSEA 的目的在于培养了解东亚地区的综合性人才，不少毕业生成为驻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记者。他的指导老师是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中国近代史教授，现费正清中心主任。科比特地参加这次讲座，对他的学生做简短但富于赞扬的介绍，“罗伯特从RESA毕业后完全可以在哈佛继续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但他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他在北京工作六年后，2005年离开北京成为驻伦敦记者。”

2004年，纪福特沿着横贯中国东西的312国道，从起点上海一直到了终点新疆伊宁，全长4967公里，并从那里跨越边境到了哈萨克斯坦。路上的所见所闻，成为他的新书《中国之路：通往新兴强国的未来的旅途》（China Road: A Journey into the Future of a Rising Power, Random House, 2007年）的基础。

在讲座上，纪福特播放了几十张照片，描述他当年的行程。

他赞扬了中国政府使四亿人脱贫的成功，也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封死地方的水井，迫使老百姓买水，地方政府拥有制水厂，而老百姓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忍受”。

他对比了繁华的上海和戈壁沙漠；代表外企的中国新富和河南南部的艾滋病患者。

“如果你问从中国沿海城市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你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他们会说，‘差不多’，‘都差不多’。沿海城市的夜总会、酒吧和其他方面的生活确实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走出上海不远，在安徽境内，你就会发现农田里的耕作技术还是19世纪的技术，你仿佛倒退了一百多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五千万流动人口，村子里很少能见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城里打工。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从11％降低到8％，就业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纪福特说，“几年前，农民对各种税收怨声载道。现在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问题。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最近出台的刺激经济的四万亿元新投资方案，是否包括对医疗系统的投资，还仅仅是建更多的桥梁和马路。中国应该把钱花在建立更好的行之有效的系统（system），减少人们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的担忧，让人们敢于花钱。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

他显示了一张爬华山的照片，说，“我问身边爬华山的中国年轻人什么是道教，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我问他们‘你们学什么的？’‘核物理’、‘财经’等等。我想找真正的道教隐士，最后总算在一个庙里找到了，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说以后再来拜访。他拿出一张名片说，‘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他的另一张照片是一些和尚坐在电脑房里用电脑，说明现代技术和信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中国信基督教的人很多，大约在6000万左右，我路过一个教堂，想看看中国人做礼拜，但是那天正好牧师不能来，人们非常失望。他们看见我，就说，‘老外一定会念经。’我本想拒绝，但想这也许是个好故事，于是打肿脸充胖子，拿起圣经，把小时候学的、模模糊糊还记得一点的段落重复一遍。”纪福特说。他还播放了一张在教堂里传经的照片。

最后，他总结说，“中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定有它的成本，中国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