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哈佛商学院的米歇尔·迪采教授（Mihir Desai）接替费尔德斯坦的公共财政课，用四节课讲授开放经济下的税收和投资。

哈佛商学院有不少印度教授，迪采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印度，在香港和美国长大，于1998年获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1993年获哈佛商学院硕士，1994年获富布莱特（Fulbright）奖学金去印度学习研究一年。他是税收政策、国际金融、企业融资、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的专家。

他的英文清晰流畅，没有任何口音。他经常用提问启发学生思考，在课上形成良好的互动。

迪采教授主讲的内容是企业融资与开放经济条件下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

利息避税

在美国，一个公司为银行贷款和其他债务所付的利息，和其他运营成本一样，都从总收入中减去，从而算出税前利润。这种计算方法意味着，付的利息越多，即借债越多，征税的利润基数就越小，缴税就越少。也就是说借债有避税的作用（tax shield）。

这个作用使企业在融资时，更倾向发债，而不是卖股份。但是不是发债越多越好，股本越小越好呢？当然不是，债务累累会压得公司喘不过气来。债务和本金的比例（debt to equity ratio）要适当，总资产的价值才最高。

这样分析的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债务和股权的界限非常清晰，但实际企业运作中，有些资产的性质很模糊。例如可转换债券（convertible bonds），这种债券因为可以转换成股票，利率较低。它应该算是债务（debt）还是本金(equity)呢？从上税的角度想，企业把它算为债务，以便享有tax shield的好处。在对股东的年报中，企业却把它算为本金。

这样做完全合法，因为企业有两本账：一本是给政府税务部门看的，一本是给投资者看的。但是这样做应不应该呢？有人主张不应该：这两本账应该是一本账，只有完全一致才是最透明最诚实的财务报表。有人认为这两本账应该分开，因为目的不同，数字的来源和计算方法也应该不同。还有人认为，虽然两本账应该分开，但应该建立互算方法，从一本账可以算出另一本账。总之没有定论。

正是因为两本账是合法的，在这次经济衰退以前的15年左右，微软公司（Microsoft）给股东的年报一直显示丰厚的利润；相比之下，微软给美国政府缴税的数量却显得微不足道。

税后利润的去处

对于税后利润，企业有三种做法：可以分红给股东，可以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使公司股票价值上升，还可以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

股东拿到的分红要按普通收入纳税 （taxed as ordinary income tax），而股东只要不卖股票，就不需要对股票升值交纳。如果卖股票，实现了升值带来的利润，股东必须交纳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一般来说，资本利得税要比普通收入税要高，所以一些股东不愿意在股票升值时卖股票，宁肯不实现升值利润。因此，费尔德斯坦等一些人认为，资本利得税阻碍了股票的正常买卖，降低了市场效率。

而公司管理层在同等条件下，会更倾向把公司税后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分红； 他们表面的理由是，“即使给股东分红，他们也是要缴税；这还不如用这些利润扩大再生产，让股票升值，这样只要他们不卖股票，就不必交利得税。”当然，他们实际可能在想通过扩大再生产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及个人权力。

那么，为什么有的公司承诺在未来的几年中会有一定比例的分红呢？这是公司在做“形象工程”。众所周知，管理层对公司的了解和掌握远远大于普通的股东，他们对公司的信息量的掌握是不对称的（information asysmmetry）。这是典型的由于主人和代理的利益不同而产生的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管理层为了显示自己不是随意挥霍股东投资的利润，所以承诺在未来的几年中有一定比例的分红。

为了让股东避免因分红所带来的纳税负担，企业还可以把利润用于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repurchase outstanding shares）。这是企业第三种使用利润的方法。通过解释这三种方法，迪采意在表明，税收政策影响着企业的各种经济决策。

政府鼓励企业投资的办法

接着，迪采讲述税收与投资的关系。投资在GDP的四个成份中（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是浮动最大的变量。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鼓励企业投资呢？一种办法是投资抵税（investment tax credit）。

例如，国会可以规定新投资的10%可以抵税。这种办法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采用。因为生产仪器设备的厂家一旦知道买方可以用仪器设备的花销的10%抵税，就会把原有价格提高10%，所以买方还是得不到好处。这个办法不能达到刺激投资的目的。

政府还可以降低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tax），让公司保留更多的利润。这种办法的问题是，公司保留更多利润只是提供了公司再投资的可能性，但公司并不一定扩大再投资。公司可以分红，也可以从市场回购自己的股票。因减税而增加公司的利润仅仅是提高了已有资产的回报率，而不一定增加新投资。

政府还可以减少红利税（divident tax），希望投资者因保留了更多的红利而更愿意再投资。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投资者保留了更多的红利，提高了已有资产的回报率，但不一定再投资。

除此以外，政府还可以允许公司加速设备厂房的折旧（accelerated depreciation）。这种方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被政府采用，因为加速折旧，公司账面利润减少，政府征收公司所得税的基数缩小，公司税后利润增加，股票升值。在股市普遍升值的大环境下，公司直接从股市融资的成本减少。

这种办法也有两个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大公司的硬件设备中大约有一半与研发有关（R&D）。这些设备本身的寿命就很短，其中很多一部分只能使用两三年。对这部分设备来说，即使再加速折旧，鼓励公司再投资的效果也不明显。

另外，加速折旧的政策只有在高通胀、高利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见效，因为如果公司有钱，公司会倾向现在买设备，迅速折旧，而不是以后买设备；也就是把今后的投资提前。这对过热的整体经济情况有负作用。如果是在低利率的经济衰退时期，企业没有动力提前投资，经济仍然不能走出恶性循环。所以加速折旧达不到政府预期的效果。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政府允许企业把所有研发方面的开支全部作为普通的一次性花销从总收入中减去，最大限度的减少计算企业所得税的基数。这是允许当年的R&D在当年百分之一百的折旧，是加速折旧的极限。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政策

企业只是一个法人，是谁在真正承受企业所得税呢（tax incidence）？是企业的股东，企业的员工，还是企业产品的消费者？答案取决于资本市场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产品的市场结构，即在这三个市场中供需关系分别对资本回报率、工资和产品价格的敏感程度。

任何税收都会扭曲市场本身的平衡点，产生福利损失（dead weight loss）。买方的福利损失多还是卖方的福利损失多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曲线的斜率。如果卖方市场是完全开放，完全竞争的市场，那么供应就是完全有弹性的（completely elastic），税收完全由买方承担，所有的福利损失都是买方的福利损失。

根据这个道理，如果资本市场是完全开放的，那么资本就会流向低税率或零税率的行政区域；股东所承担企业所得税的成分就很少，甚至是零。如果劳动市场是完全开放，完全竞争的，那么劳工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就会选择在企业所得税低的行政区域工作；员工所承担的企业所得税的成分就很少，甚至是零。

这样分析的结果是：在开放经济里，资本和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政府对哪种生产要素征税，哪种生产要素就会跑到其行政管辖区域以外的地方，享受低税率或零税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被动的，需要和其他政府协调，甚至联合起来才能使税收有效。

目前由于移民法的限制，国家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不流动的；但是美国的资本市场是敞开的，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直接投资（FDI）和买股票和债券（portfolio investment）在国外投资；所以美国企业所得税和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 for the highest income bracket）越高，就越促使美国企业和个人在外国投资。

为了招商引资，各个国家都愿意降低税率，吸引外资。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在OECD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现在是这些国家中第二高的。那么美国跨国公司就有动力通过转移成本（transfer pricing）使最大的利润出现在企业所得税最低的国家。

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是10%，远远低于很多国家的税率，因此而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资本，造成了经济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