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Robert Lawrence）前来讲了两堂课，内容是“美国贸易政策”，作为“美国经济政策”课程的一部分。

劳伦斯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知名专家，兼任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他出生于南非，1971年大学毕业后移民美国，1978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1999年到2001年，他曾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三个主要成员之一。

听得出来，劳伦斯的英语不是纯正的美国口音，但他和许多其他教授一样，讲课出口成章，逻辑丝丝入扣，内容直指当前贸易政策辩论的核心问题。

贸易与制造业就业

劳伦斯从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和制造业就业萎缩开始讲起。许多人把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归因于自由贸易。

制造业就业在2000年以前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在2000年以后却直线下降，从1730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1410万人，减少了320万人。

同期，美国从发展中国家的非石油进口增长迅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4%上升到了2006年的6%。此后，由于经济危机，储蓄增加，经常项目赤字减少，估计2009年会低于3%。

此外，美国的真实GDP连年增长，而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median household income）却一直停滞不前，保持在5万美元左右。

美国的国际贸易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吗？大多数人在各种普查中都认为是这样的，而经济学家却一再坚持国际贸易利大于弊。

早在19世纪初期，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就奠定了“交换出价值”的理论基础：没有两个人（国家）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国家）都有特殊之处，即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有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交换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使双方更加富裕。

而且，在知识、技能、资源等方面越不相同，交换所得出的利益就越大。在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里，没有强迫，只有互利。

但是，“比较优势”的理论经常被政治家忽略。今年5月初，奥巴马政府在与克莱斯勒（Chrysler）的债权人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后，未能达成协议，克莱斯勒不得不宣布破产保护。奥巴马恨铁不成钢，说“我不是汽车工程师……但我知道如果日本人能够制造出经济实惠、设计精良的汽车，美国人也应该能够做出同样的事。”

这句话违背了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于是被经济学家在报纸上大加谴责： 如果日本人在这方面强，我们在其他方面强，我们就应该顺其自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贸易互通有无。

当然，这种想法带有经济学家思维的死板和教条，政治家是不会这样想的，更不会束手待毙，他们会想方设法改变现状。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的自然条件和发展状况越不相同，就越有理由和动力进行贸易交换。但是后来的现代经济学家发现，比较优势类似的国家（例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比较优势截然不同的国家（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相比，更加活跃，数量更大，频率更高。经济学家的解释是跨国境的贸易交换可以更好地发掘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的好处，增强竞争，促进创新，提高消费者在类似产品中的选择余地（例如，消费者可以选择丰田汽车也可以选择福特汽车）。2008年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尤其突出。

经济学家普遍反对贸易壁垒，尤其是人为提高价格的关税和配额。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严肃而冷峻的挑战：贸易好处在逐渐减少；收入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贸易导致工厂关闭；工人失业；开放经济通过开放贸易和资本市场束缚了一个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本国经济的效力；校正“不公平”的贸易规则逐渐侵蚀国家主权等等一系列问题。

外国的经济发展对本国是否有利？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谬尔森（Paul A. Samuelson）发表文章，论述外国经济发展对本国利益的影响。萨谬尔森被认为是活着的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学贡献最大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自然备受关注。

他根据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贸易伙伴由于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在我们的强项方面（我们的出口产业）提高生产效率（export-biased productivity catch up），那么互补互利的贸易就会变成头顶头的竞争（head-to-head competition），侵蚀我们的相对优势。

萨默斯也在《金融时报》的专栏中（2008年4月27日）说，我们承认贸易壁垒对经济有害，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对我们有好处。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及成功对我们来说有两个影响：（1）它对我们的出口商有好处——贸易伙伴更有能力购买更多我们的产品；（2）它也更有能力挑战我们的出口产品和相对优势。这两方面的影响哪个更大还很难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重要，因为现在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和联合国组织的世纪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都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假设之上的。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那么这些国际构架就要被重新考虑。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以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进而推动世界范围的平等与和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根本走向。

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即一个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之比。这个比例越高，也就是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贸易条件对这个国家就越有利，贸易对这个国家就越划算。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开放贸易，它的出口产业，即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自然而然地发展最快。这是开放的第一个阶段 （export-biased phase）。在开放的过程中，这个国家从其他国家也学到了其他产业方面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然后重新组织自己的资源，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里突飞猛进。当这种势头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时，量变就成了质变 ，不利的贸易条件变成了有利的贸易条件，这个国家就进入开放的第二个阶段 (import-biased phase)。

在第二个阶段，这个国家能够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可以和那些昂贵的进口产品竞争，甚至取代进口产品，独占鳌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产品出口国。20世纪70年代，日本赶超了美国，使美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现在美国制造业萎缩，就业下滑，平均家庭收入停滞不前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再次恶化了呢？劳伦斯用数据和图表说明美国除石油外的贸易条件没有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仍然不好，说明他们仍然处在开放贸易的第一阶段。

中国现在的人均生产效率与美国的差距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差距，日本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那么中国即使保持目前的良好势头，也需要15年到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贸易条件，进入开放贸易的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