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四五月的天气忽冷忽热、变化无常，连天气预报都不准。在仲夏一样的几天酷暑之后，哈佛大学第359届毕业典礼在一个阴凉的星期四（5月27日）开始了，人们不得不穿上长衫长裤。当然，也有很多爱俏的女士仍然穿着裙子，用薄毛衣中和一下“温度”与“风度”；毕业生穿着标准的黑袍子，戴着黑帽子，在校园里穿梭。

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六年后才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参加第一届毕业典礼的只有九名毕业生，规模和气氛可想而知。今非昔比。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哈佛大学颁发了7125个文凭、89个证书；其中本科毕业生有1673人（约占毕业生总数的23％）。再加上他们的亲朋好友，有几万人住在校园附近，参加从周二到周四为期三天的庆祝活动。

在一批学生走出校园的同时，另一批新生即将踏进校园。今年报考哈佛本科生的人数创历史记录，共有30489份申请，其中2110人被录取，录取率为6.9%，保持在常青藤院校中首屈一指的地位（斯坦福录取率为7.2%，耶鲁为7.5%，普林斯顿8.2%，麻省理工9.2%）。既便如此，哈佛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继续去各地高中动员学生报考哈佛，以广纳人才。5月底之前，这些人已经为明年招生走访了60个城市的高中；今年秋季，他们会再去另外60个城市。学校生活就是一年又一年，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这种循环往复中会有什么升华吗？除了开拓知识前沿，就是思想的沉淀和优良传统的延续。

托福英文考试中曾经有一道题，让学生判断commence的意思到底是“开始”还是“结束”。因为想到美国的毕业典礼叫commencement，有些学生就选择了“结束”，其实他们错了，commence的意思是开始。Commencement的仪式是为了纪念毕业生开始人生旅途新篇章的第一天，非常正式，各种活动严格按照传统程序。校长这天的讲话叫commencement speech，讲话的对象是全体毕业生及哈佛校友会（report to the alumni）。这一天的主讲人不是校长，而是另外一位由校长和哈佛校友会主席共同选定的commencement speaker。今年这个主讲人是刚从最高法院退休的大法官大卫·苏特尔（David Souter）。

毕业生真正的结业式是两天以前，即5月25日。在这天，校长最后一次对本科毕业生说“体己话”。 这次讲话叫Baccalaureate Address，是告别讲演。接下来的一天叫class day，由毕业生自己安排聚会，没有commencement 那么正式。毕业生组织起来，邀请自己喜欢的主讲人。今年的主讲人是CNN电台资深国际报导记者Christiane Amanpour。

校长告别讲演：“危”中有“机”的生活

校长福斯特说，约定俗成使她成为给毕业生在跨出校门前最后一个做临别寄语的人；她的讲演理应让学生充满信心、满怀理想地面对校园外未知的世界。她说，她的讲演是事先准备好的，她只要按照计划读就可以了，但这不是生活，生活永远不会沿着预想的设计发生（life never follows a script）。如果说我们从哈佛大学过去几年的经历中学到些什么，那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福斯特首先概述学生四年的经历。 四年前当你作为新生迈入校园的时候，美国基本上已经走出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阴影，小布什总统宣布我们安全了许多；道琼斯指数屡创新高；经济兴旺、社会安定在当时看起来是永久的；越来越多的哈佛毕业生进入华尔街和高端咨询公司，薪水又高又稳定；于是你作计划如何在四年后实现这些目标。

谁知两年后，世界突然变了。我们经历了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年轻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那些你曾经希望会雇用你的大公司刹那间成为被政府救助的主要对象，被报刊杂志指责为“大而不倒”。哈佛大学也不能置之度外，不得不减裁各种项目。你战战兢兢地看着你的上届同仁走上清冷的工作市场。虽然现在经济稳定了一些，但我们仍然不能确定经济复苏的强度和持久性。火山爆发、地震灾难、大量海底石油泄漏扩散等重大新闻屡见报端。

福斯特说，博雅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和最近哈佛本科生教学大纲改革的目的都是要把学生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让他们接触超越他们理解力——甚至也超越教师理解力——的现象，让他们不知所措（disoriented），然后通过学习和思考，重新找到方向。福斯特幽默地说，“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尤其好——再加上这个我们不可预知的外部世界的帮助。”

福斯特回顾这些是为了向毕业生说明几个人生道理。第一要谦虚，谦虚使学习成为可能。这些年的经历更加使我们谦虚。只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才能有克服无知的愿望，才能努力克服无知。第二要有冒险精神。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从事任何职业都有风险，索性把目标设在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上。不要觉得自己反正也达不到理想，就停留在离理想很远的地方。你们现在就要直接奔着自己的理想去，即使你们以后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位置和处境。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你们的“中年彷徨”（midlife crisis）提前了——提前思考自己真正热爱做什么，怎样生活才是充实的、有意义的——这是好事。

第三，这个世界真的很需要你们，你们有义务、有责任使它变得更加美好。比尔·盖茨（Bill Gates）几周前来哈佛讲演时说，我们务必把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用在世界上最大的挑战。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需要你们。福斯特鼓励学生，继续提出、探索那些大无边际、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问题；继续超越眼前，着眼未来。

第四，不可预计的生活需要你有创造力，也会回报你的创造力。你们要为自己的生活设计蓝图，成为自己生活的作者和开拓者。你们生活的时代充满各种危险和不确定性，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你们的生活蕴育着各种机遇和无限可能。因为你们不知道等着你们的究竟是什么，也就无法为未来作准备，所以我们职教人员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福斯特说，她相信毕业生们已经准备好了。

资深前线记者建议学生：拿起护照，世界旅行

5月26日是class day，由毕业生自己安排聚会，没有Commencement 那么正式。毕业生组织起来，邀请自己喜欢的主讲人。今年的主讲人是CNN电台资深国际报导记者Christiane Amanpour。

以前Class Day的主讲人包括美国前总统、美联储主席、著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喜剧演员、艺术家、体育明星和慈善家。今年的主讲人是CNN电台报导战争冲突、自然灾害的前线记者Christiane Amanpour。她在发展中国家做国际报道27年后，即将成为ABC电台每周日“这个星期”节目（This Week）的主持人。她说，虽然新闻媒体普遍面临经济困境，但对高质量、专业新闻报导的需求有增无减；新闻媒体是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元素，依靠的是一种“公共信任”（public trust）。

她敦促哈佛毕业生在进入工作市场之前，拿起护照，用一年的时间到世界各地旅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旅行。她说，你们会亲眼目睹这个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你们会发现有无数人在期待有能量的理想主义者帮助他们建立小企业，管理小学校，走进教室教导学生等等。这些经历会改你的生活，把你的未来放在一个坚实的路径上。

她回顾了1947年美国外交部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宣布的著名“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美国政府通过这个计划对“二战”后的欧洲给予大量经济援助，帮助他们在废墟中重建家园。Amanpour说，美国今天的挑战与当时类似。稳定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和海地对美国的和平安全都至关重要。除了美国输送的军队和钱财，这些地方还需要今天毕业的你们这些人——有理想、有才干，真正能够带动这些地方发展的人。

Amanpour鼓励学生敢于冒险，从事那些能够激发你们热情的工作，因为那样的工作才会让你们自发地努力工作，而且持之以恒；那样的工作会提高你们成功的概率。她说，有理想、有目标、完全掌握技能、游刃有余地工作就是她每天生活的动力和热情的源泉。她真诚地希望所有毕业生都能找到激发他们热情、值得他们全身心投入的工作。

校长发言：强调哈佛大学为社会服务的传统理念

今年校长福斯特的发言与以往不同（详见《哈佛笔记》第68－69节），篇幅短，内容也简单，甚至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校方称其为remark，而不是speech。当然如果我们指望校长每年的毕业典礼讲演都是长篇大论，而且新意层出不穷，我们是否太苛刻了？毕竟讲演的场合（毕业典礼）、对象（所有毕业生和校友）和目的（汇报学校工作）都是一样的。

福斯特为她的简短讲演在开篇做了解释：作为校长，她每年都要在这个时候向哈佛校友会作报告（report to the alumni），但她的实际作用似乎只是在拖延大家听到主旨讲演的时间，所以想尽量简短；她很荣幸为大法官的主旨讲演做“垫背”（warm-up act）。听众都笑了。

福斯特通篇发言紧紧围绕哈佛大学为社会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public service）这个长达三个世纪的悠久传统。她说，大法官苏特尔一辈子的工作履历就体现了这个传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教育就是连接人的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和他自觉行动起来为公益服务（public action）的桥梁。福斯特没有一味地提倡大公无私，而是承认“为公”和“为私”的目的经常是有矛盾的，尤其是“公共利益”和“自己舒适生活”（private comfort）之间的矛盾。她引用一位慈善家的话说，我们要创造性地平衡这两种动机；没有人能够只靠自私自利而实现自己最大的潜力，也没有人能够为他人做很多贡献，如果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谁。

“为公益服务”贯串在哈佛大学日常运作的方方面面。哈佛学生和教职员工在今年一年自愿为社会服务的时间就将近100万个小时。今年本科毕业生中选择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政府公务员的比例从两年前的17％升高到26％。福斯特没有说明，美国经济远没有两年前火热，私有企业招人数量减少对这个比例的影响。她说，有两名毕业生各自放弃了IBM和摩根斯坦力的工作，而选择了支教（Teach for America）。但9％的增长（26%-17%）中有多少人是因为没能在私营企业找到工作而选择了公益事业或政府工作呢？

校长没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至少没有提及，继续罗列哈佛大学师生为社会服务的贡献。她没有点名道姓，但事例很多，范围很广，包括教职员工对海地地震灾害的援助，对非洲艾滋病的控制，为缓解气候变暖、重新设计金融体系的各种努力等等。她宣布要成立“校长公共服务资金”（Presidential Public Service Fellowships），每年资助10名本科生利用暑假做志愿者工作；而且要把这个名目在校友集资（fund raising campaign）中单列出来，专门为这个项目集资，争取以后扩展到研究生部门。

福斯特最后说，大学依赖于公共信任（public trust）才得以存活，培养这种公共信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创造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和思想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维护公共信任服务。比在哈佛几年学习经历更重要的是毕业生如何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生命对社会做贡献。福斯特希望，无论他们现在选择在私有企业工作还是在公益部门工作，都会始终不渝地顾及到公共利益（tend to public good）。

毕业典礼主旨讲演：美国宪法语言简单，意思复杂

大卫.苏特尔（David H. Souter）生于1939年美国麻州，1961年从哈佛大学获学士文凭，1966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做了两年律师之后，他成为麻州北部New Hampshire州州政府司法部副部长、部长，然后成为州里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直到2009年退休。据哈佛校报报导，在华盛顿工作期间，苏特尔仍然抽时间回到他在New Hampshire的偏僻农舍（farmhouse）；他喜欢独自在周围山林里步行，在安静的环境里读书；他不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喜欢在自己房间长时间研究要审理的每一庄案件。

校长福斯特说，苏特尔奉献投入的工作精神和谦虚幽默的生活态度值得任何年轻人学习；在法庭上，他对律师彬彬有礼但紧追不舍的审问影响了很多我们这个时代大案要案的审理结果；苏特尔始终注重细节，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做独立公正的判断，而且真正关心法院判决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福斯特赞扬他不仅是一个好法官，也是一个好人。虽然苏特尔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当2009年他宣布即将退休时，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称赞他身体力行，向世人说明了什么叫做“禀公职守，做独立判断的大法官”。

听政治家讲演会觉得情绪激昂，例如前总统克林顿在三年前毕业典礼上的讲演；听小说家讲演会觉得感人肺腑，例如《哈里.波特》的作者J. K. 罗琳（详见《哈佛笔记》第28节）；听经济学家讲演会觉得世界变幻莫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例如美联储伯南克在去年的主旨讲演（详见《哈佛笔记》第27节）；听法官讲演会觉得清醒理智、逻辑缜密、思想深远，感叹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

在最高法院工作19年之后，苏特尔对法官如何运用宪法断案有深切感受。他说，“就讲讲这些感受吧，毕竟我是因为做法官多年而被邀请的。”这次讲演的背景是，国会即将审批奥巴马总统为最高法院空位的提名－司法部总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副部长级，司法部第三号人物，代表政府打官司的人）、前哈佛法学院院长Elena Kagan。在国会审批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很多批评最高法院的声音，其中最强烈的是指责最高法院杜撰法律；过分强调公民自由权等。苏特尔说，虽然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这种批评，但是我们很少花时间仔细考虑这种批评从何而来。

在大家的印象中，宪法是被这样运用的：政府或个人引用宪法中的条例，并举证说明他的(它的)的权利被破坏了，应该享有补偿；法官根据事实判断到底是原告胜诉还是被告胜诉。如果真是这样，用宪法断案的过程就非常直截了当－公正地阅读宪法和客观地看待事实。苏特尔把这个简单过程称为“the fair reading model”。他说，虽然这是可能的，但很少发生在最高法院。如果一个21岁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要成为参议院的议员；即使他被选民选上了也不行，因为宪法要求议员必须年满30岁，就这么简单。到了最高法院的案子一般都是争议非凡的案子，而且在媒体的暴光下对全国影响深远，简单的断案模型远远不能真正描绘断案的过程。

运用宪法非常复杂。原因之一是宪法的语言模糊不清。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宪法才持久耐用，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例如，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法律面前人人（也包括人与政府之间的）平等（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人有拒绝不合理搜查的自由（freedom from unreasonable searches）等等。这些语言没有限制议员年龄下限那么清晰明确，需要复杂的推理才能确定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运用宪法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宪法中体现了多种不同价值，而这些价值并不是和谐统一的，而是经常相互对立的。例如，我们要自由，也要秩序与安全；我们要自由，也要平等。最高法院不得不在这些我们都要的好的价值中取舍。

苏特尔试举两例说明其中的复杂性。一个是1971年6月的著名案例，叫“国防部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分别从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得到了被列为“机密级别”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文件（classified documents）。两份报纸准备报导其部分内容，政府在几天之内从地方法院上告到最高法院，要求阻止报导。代表政府的律师是曾任哈佛法学院院长21年的格力斯务德（Irwin Griswold），他当时任司法部总检察长，代表政府打官司。断案的大法官是被称为“有精湛法学思想”的布莱克（Justice Black）。

辩论的中心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国会不能制定任何限制自由言论和出版权利的法律……”（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从这句话的表面意思看起来与“议员必须年满30岁”一样清晰，完全限制政府侵犯他人言论和出版的权利，没有特例，非常绝对。大法官布莱克承认自己就是按照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来做判断的。

但格力斯务德律师辩解，第一修正案不是宪法的全部。当出版的内容伤害到美国国防安全的时候，美国政府限制出版是符合宪法的，因为宪法付予了政府保障国家安全的责任。出版这个国防部文件会损害美国政府尽快结束战争、援救俘虏、与外国政府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

布莱克法官说，如果出版内容对国家安全和利益有足够大影响的时候，法院就禁止出版，那么法官就变成了审批出版内容的官员（censors）。

格力斯务德律师回答，他不知道有任何其他选择。

布莱克法官随即反应，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其他选择”。

格力斯务德律师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出在第一修正案的制定和书写上了。他力争说服法官“没有任何法律”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法律”（”no law” does not mean “no law”），法官的工作就是在解释宪法。

在这场官司中，政府输了。但在苏特尔看来，格力斯务德律师的理由是正当的，宪法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也付予了政府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付予了总统管理外交政策、指挥军队的权利。虽然格力斯务德律师说服法官的努力失败了，但是法院必须承认，政府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出版的权利。所以，法院最终驳回司法部诉讼的理由并不是第一修正案的字面解释，而是以政府的举证不够充分为理由的。

这说明，法律中的语言即使像第一修正案中的语言那样绝对，也不能绝对保障某个权利。最高法院被迫在不同的好的价值中取舍，而这种取舍和为这些决定的解释是否应该被称为“不正当地杜撰法律”（illegitimate law making）呢？显然，对运用宪法断案的简单理解（the fair reading model）是不对的。

苏特尔的第二个案例是1954年的“布朗与教育委员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这不是关于宪法本身的内部矛盾，而是关于举证的复杂。这个案子的结果是，所有法官一致认为公立学校中法律规定的种族隔离违反宪法，破坏了法律为所有人提供同等保障的原则（violated the guarantee of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这个判决取缔了60年前最高法院判决类似案件“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原则。

1896年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叫Plessyv. Ferguson。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只要火车不同车厢的各种物质条件是一样的，黑人与白人分别坐在火车的不同车厢并不违反宪法，于是就有了“隔离但平等”的判案先例。当时的原告主张，黑人坐单独的车厢就显示了不平等，次于白种人。当时的多数法官认为，如果黑人这样看待这件事，那是他们自己脑子里的主观意识造成的，只要车厢的各种客观物质条件都一样，就不存在白人比黑人优越的问题。

六十年后主流思潮逆转了。布朗坚持，黑人因为法律规定而上不同学校从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即使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的各种物质条件都是一样的。在这六十年间，宪法没有变，事实（一个是火车不同车厢，一个是不同学校）没有变，但是断案的结果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变了。

1896年的法官还记得奴隶合法化的时代。对那个年代的法官来说，形式上的平等－各个车厢的客观条件是一样的－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1954年的法官没有对奴隶时代的感性认识，他们觉得强迫黑人和白人上不同学校的法律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从法律中读出60年前法官看不到的东西。他们是不是在杜撰法律？很明显，那种“客观事实等待公正的法官去评判”的假设是不全面的。

苏特尔总结，宪法体现了多重价值，当这些价值有冲突的时候，宪法本身为断案不能提供任何直接帮助；而且事实的意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法庭的任何判决都要在变化的世界中重新审视。那种对大法官就是坐在那儿阅读宪法条例和事实报告，然后做公平判断的简单模型（fair reading model）是大错而特错了。

宪法既然这样制定，它一定包涵着制定者对在多种价值冲突的时候总能找出解决办法的信心，但是在现实的矛盾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简短的宪法和对法官执行宪法的简单理解的背后还有所有人都追求稳定性、可控性的愿望。谁没有这种愿望呢？即使我们不赞同宪法制定者的每一个假设，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宪法的字句推理，面对事实努力理解法律对活着的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