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瑞•弗兰克尔教授总结了五个“过时的”东西，指出了五个取而代之的“新时尚”

8月下旬大热了五六天后，天气突然凉爽起来，哈佛大学随即在9月2日开学了。从仲夏酷暑到秋高气爽，中间似乎没有过渡。学生的思想也没有“转弯子”的时间，日程安排根本容不得他们回味暑期生活的丰富多彩，就必须立即转变角色，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

教授们都是有备而来。经济系课程的教学大纲，包括课程设置和文献目录，一般都长达八九页；大量的习题作业接踵而来。杰弗瑞•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高级宏观经济学”(advanced macroeconomics for the open economy)也不例外。弗兰克尔简短介绍课程的目的和设置之后，进入正题。

第一堂课是关于汇率的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elasticity approach to trade balance）。弗兰克尔花了不少时间推导货币贬值可以减少贸易逆差的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这之后的两周时间全部用来推导蒙代尔-佛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让学生理解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在固定汇率机制下和浮动汇率机制下对经济的影响。接下来的四周时间用来讲解货币与通胀的关系（money and inflation），小的开放经济体（small open economies）和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 regimes）.

有了这些知识背景，学生可以理解弗兰克尔今年九月份在《金融与发展》杂志（Finance and Development）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国际货币中的旧去新来》（What’s “in” and what’s “out” in global money?）。在这篇文章里，弗兰克尔总结了五个“过时的”东西，指出了五个取而代之的“新时尚”。

第一个时尚很好理解：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要，而G7不包括发展中国家，所以其重要性会被包括发展中国家的G20取代。

第二个时尚与国际经济学中的“不可能三角形”（impossible trinity）有关。任何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三者不可兼得。一个国家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二者，完全放弃第三者，这种情况叫corner solutions。一个国家也可以在三者中有不同程度的取舍，例如，资本市场既不完全开放，也不完全对外关闭；汇率既不完全固定，也不完全浮动，而是在两者之间（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s，包括有管理的浮动汇率，managed float），同时有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

上世纪90年代末，经济学界普遍主张，完全浮动汇率或完全固定汇率（corner solutions）总的来说比在三者中模棱两可要好。自从2001年以后，“反潮流”逐渐成为主流，越来越少的经济学家倾向corner solutions，而是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汇率政策一直就是是在两者之间摇摆，既不完全固定，也不完全浮动。

第三个时尚是“操纵汇率”（unfair currency manipulation）的指控被逐渐淘汰。 “操纵汇率”自1988年以来成为美国法律中的一个说法，从更早的时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章程中的一条。在2004到2008年间，中国成为第一个主要经济大国面对这种指控。那些主张中国放弃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的美国国会议员现在应该对自己当年的指控后悔了。如果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的日子就没有现在好过。美国人要逐渐认识到，中国既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就会对美国的行为有所限制。

取代“操纵汇率”，同时又可以影响汇率的概念是“外汇储备”（reserves）。仅仅在两年以前，西方经济学家就给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surplus countries）上课，说“你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没有必要。” 现在我们看到：正是那些被上课的国家，大量囤积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较好地渡过了最近这次经济危机。

第四个时尚是“信用周期”的货币政策 （the credit cycle view of monetary policy）取代狭义的“紧盯通胀”的货币政策（inflation targeting）。狭义定义的“紧盯通胀”的货币政策指的是中央银行每年给消费通胀指数（CPI）的增长幅度设定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target range），然后围绕这一目标制定所有相关政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不参考资产价格（asset prices），汇率情况或大宗商品价格（commodity prices），除非这些数据影响了消费价格指数。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正是因为在2007年没有顾及房市和股市的行情，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消费价格的增长，没有及时抑制泡沫，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弗兰克尔说，事后看来，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狭义定义的“紧盯通胀”的货币政策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信用周期”的货币政策（the credit cycle view of monetary policy）。这是指货币政策应根据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情况酌情而定。

对于小的经济体或小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它们的影响太大，弗兰克尔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在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恶化的情况下允许货币贬值，而不是为了要瞄准CPI而让货币升值。例如，石油进口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当石油价格猛涨的时候，出口相对进口变得便宜，这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从国外输入了通胀。这时，如果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紧盯CPI变化所代表的通胀，就应该采取紧缩的货币的政策，这意味着让这个国家的货币升值。在供给情况突变时（supply-side shock），机械的紧盯CPI对这个国家不利。对于这类经济体，即使要紧盯通胀，弗兰克尔建议，也应该用生产价格指数（producers’ price index）或出口价格指数，而不是消费价格指数做为货币政策的标尺(anchor)。

第五个时尚是美元会成为多种国际货币的一种（multi-international reserve system），而不再是单一的国际货币（unipolar dollar standard）。欧元和日元会更加重要，与美元并驾齐驱，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出提款权（SDR）也会从不被重视的奄奄一息的地位突然升高到引人注目的地位。世界二战之后，因为美元是国际硬货币，美国以美元计价举债（dollar denominated debt），不受任何限制，这是“美元特权”(the dollar priviledge)。这种特权将逐渐消逝。

弗兰克尔说，即使在两年前，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和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等）认为，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是因为一些国家储蓄过多（savings glut）造成的，而美国有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正好为那些国家的过剩储蓄提供一个去处，这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2007年次贷风波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证明美国金融产品的质量根本没有那么高。美国国债在危机爆发后突然成为最安全的投资产品，美元的比价不降反升。这被库珀用来证明，美元的吸引力和实力犹在。但在弗兰克尔看来，这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最后的余晖。

与美元国际地位相关联的话题是对美国及世界储蓄形势的判断。弗兰克尔在1996到1999年间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三位委员之一。他与民主党经济学家库珀对一些税收政策的看法一致。他们都反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1－1983）里根政府和本世纪初（2001－2003）小布什政府以鼓励储蓄为名的减税政策。弗兰克尔说，在这两次减税之后，美国储蓄不但没升高反而下降了。

但是他们对美元的走势和美国经常账户大量赤字的可持续性的看法相反（见《不信偏见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尔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认为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太大，时间太长，美元迟早要大幅贬值，校正这种不平衡。美国的储蓄一直很低，在2005到2007年间，基本上就是零；现在因为经济危机，储蓄有所上升。

弗兰克尔认为美国需要提高储蓄，但是担心美国做不到。在他看来，美国“反储蓄文化”（anti-savings culture）没有根本改变，消费者仍然有买房子，买车和其他耐用品的大量贷款；美国国会仍然允许用房屋贷款的利息部分减税（tax deductibility of mortgage interest）。而且美国的“婴儿潮”（baby boomers）已经开始退休，他们的花销会大于收入（进入dis-saving的阶段）；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弗兰克尔认为全球储蓄过剩的形势就要终结了（the end of global savings glut）。

弗兰克尔总结的国际金融中的“五进五出”令人不禁想到经济学和服装业的相似之处：也有“过时”和“时髦”一说。只不过在经济学中，“时尚”的周期更长，形式更复杂，不一目了然，理性的成分多，感性的成分少。人们在穿衣服时可以赶时髦，在思考经济学问题时也可以赶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