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3月30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为什么禁不住时间的考验？》（How Dodd-Frank fails to meet the test of our times)。格林斯潘再次表明政府监管对导致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的金融动荡的无可奈何，否定类似危机可以被人为制定的大范围立法彻底根除。在他看来，这种横扫一切的金融立法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er-Frank Act），其精神和原则将在近期被有关政府单位翻译成几百页的具体规章制度。格林斯潘预计，这些政府官员会被这个任务搞成一团乱麻。他说，现代金融体系的运作比国会议员、政府官员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规章制度里面会有不少前后矛盾的地方；我们现在还很难料想这些矛盾的后果。

格林斯潘接着例举早期施行这个法案的五个不良症兆：

1）福特汽车信用公司（Ford Motor Credit）因为拿不到资产公司的评级，而撤销原本要发行上亿美元资产抵押金融产品（asset backed security，ABS）的计划。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资产评级公司对自己的评估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资产评级公司不愿意对ABS评级。证监会（SEC）不得不搁置上市ABS必须有评级的规定。

2）去年12月，美联储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要求银行减少征收与借记卡（debit card）有关的零售费。银行于是抱怨，他们无法赔本为终端零售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

3）如果这个法案不做修改，很大一部分外汇衍生品市场会离开美国。最近美国财政部想让国会修改这项法规，但是国会议员坚持要政府执行既定法规。

4）这个法案有很多对交易员自营帐户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的规定，适用于所有美国银行在全球范围的运作。但是其它国家的跨国银行不受这些限制，他们可以轻易把这些业务从他们在美国的分公司转移到他们在其它国家的分公司，使美国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5）这个法案的另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对银行高层执行官收入过高的界定和限制。银行高层执行官很小的技能差异会导致银行最终利润很大的差别。银行市场对有细微技能差异的人才竞争非常激烈。与这些高层执行官打交道的客户基本上都是执行官自己的客户，不是银行的客户。这些客户认可的是执行官个人，而不是银行这个机构。执行官在哪家银行工作，这些客户的生意就会到哪家银行。在薪酬这个领域里，立法人员和政府很难有所作为。

格林斯潘说，这个法案对全球金融的关联性（interconnectedness）和复杂性没有充分认识；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这些性质；这个法案有可能导致1971年尼克松控制物价和工资以后，政府主导的、法规诱使的最大的市场扭曲。没有人有预测危机的远见，更没有完全防止危机能力。

就在2006年夏天，联邦储蓄保险公司（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还认为，99%以上在这个公司上保险的银行满足或超过监管机构对资本金准备率的最高要求。直到200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认为国际经济风险在此前的半年已经降低了。

政府监管人员，或任何其他人，永远只能看到现代金融体系运作最表层的东西——就像冰山上的一个小角——完全看不深、看不全。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的国际版本是今天市场竞争的幕后黑手，非常不透明。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个特例。除此之外，这个全球性幕后黑手运作得还不错：汇率、利率、价格和工资一直都相对平稳。在监管最强的金融市场，大量交易是监管人员看不到的，也不可能看到。这就是为什么对这次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如此五花八门，与物理实验中清晰的因果关系大相径庭。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让复杂的现代金融操作回归到半个世纪前简单的银行操作？格林斯潘说，如果我们要保持今天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战以后，随着劳动分工、全球化的深入和科技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系统的复杂程度也随之增加。金融和保险业在GDP中的比例增长很快。在美国，这个比例从1947年的2.4%增长到2008年7.4%，再到2009年的7.9%。美国80年代普遍的“去管制”（deregulation）促进了这个趋势。这个趋势在英国、荷兰、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同样明显。即使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个比例从1981年的1.6%增长到2009年的5.2%。

最后，格林斯潘为监管者和学界提出一道思考题：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比的扩大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还是这个趋势仅仅是个偶然？他说，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把金融复杂程度与生活水准高低的关系问题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