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默斯与鲁宾在课堂上“唇枪舌战”，两任财长的话题从中国的汇率延伸到美国的民主政体

4月17日，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来到萨默斯任教的课堂，就国际问题进行座谈。

萨默斯向学生这样介绍原来的顶头上司——现任花旗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鲁宾曾在高盛工作26年，1993年成为克林顿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任主任，1995年1月成为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卸任时，克林顿总统称他为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后最出色的财政部长。所以我卸任后，他只能说我是鲁宾之后最好的财政部长了。”萨默斯风趣地说。

在萨默斯和Pritchitt教授的陪同下，鲁宾坐在讲台中间。

萨默斯首先提问，“如果你是IMF的管理主任, 一个固定汇率的国家贸易赤字严重，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固定汇率眼看就不能维持了。但这个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放弃固定汇率，因为正是固定汇率将以前的高度通胀稳定下来。这时，你会怎么办？”

鲁宾幽默地说，“我会和在财政部工作时一样，遇到棘手问题，就打电话给萨默斯，问他我该怎么说，怎么做。”大家都笑了。

“我会有条件地提供IMF资金援助，但也会留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使处于危机中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增长。”鲁宾迅速地把球踢给萨默斯，“与此有关的是，中国的汇率很长时间以来，基本盯住美元，现在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将近8%。萨默斯，如果你是中国政府总理，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笑了，“如果中国总理派一个学生听我这门课的话，我希望他告诉总理，中国有三个选择——或者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浮动利率，或者关闭资本市场。因为完全关闭资本市场很不现实，所以中国总理的选择只有前两种。为了控制通胀而实行价格管制，很不明智，只会适得其反。我希望这个学生转告他，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独立的货币政策比固定利率更重要。当然，总理可能会说，‘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许多。如果升值得太多太快，会使实体经济波动太大。’我会说，‘固定汇率迟早会有不稳定的时候，中国应尽早建立浮动汇率机制。当然我也理解总理需要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解决上百万人口进城就业的问题。’”

萨默斯有意收住话题，继续向鲁宾提问，“在这门课里，我们基本持支持国际化的观点。尽管国际化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希望使现有的国际机制更加合理有序，从而推进国际化向前发展。但是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在说，你我曾经努力推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有种种不是，因为现在人们普遍对自由贸易不满，他们的说法也有了土壤。对此，你怎么看？”

鲁宾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希拉里和奥巴马为了争选票，竞相说NAFTA的不好，似乎谁最憎恨NAFTA谁就可以赢得更多选票。这种气氛不是不明白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是因为美国十几年来薪资中值（median wage）一直没有提高。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被所有消费者分享，但是这种好处太过分散，没有消费者会组织起来说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自由贸易所伤害的对象却相对集中。那些失去工作，或有可能因为自由贸易失去工作的人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政治体系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所以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府就有可能利用反倾销等手段走回头路。”

他接着反问萨默斯，“现在中国和印度有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和美国人一样高效的劳动力。有人说，以前8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达国家，20%在发展中国家。现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效率提高，6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40%的好处在发达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例如中国，并不是均衡条件下的汇率。你怎么看？”

萨默斯说，“这涉及为侵占市场份额而设置的掠夺性定价问题。出口国可以有意贬低本国货币，增加出口，等进口国的同等行业被击垮后，再提高价格。但我认为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能量。再说，也要看在美国被击垮的行业是什么行业。新英格兰地区很多年前，一直是制造鞋帽和纺织品的中心，现在这些行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化学高科技和金融行业。这不是坏的变化。”

他再向鲁宾提问，“在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国会不批准紧急救援贷款，你决定动用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rate stablization fund）来稳定墨西哥汇率。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国会来做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技术精英来做决定？在我们的社会中，民主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

鲁宾回答，“我最近和一些人讨论过，我们都认为，现在的民主体制已经不能作出今天所需要的艰难的选择，已经失灵了。”

萨默斯追问，“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具体的细节，从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剔除？国会可以决定大政方针，而具体细节由技术精英来决定。”萨默斯同时举例说明民主决策的无效，“例如，大多数的国会参议员都认为，美国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劳民伤财，应该被关闭。但如果某一个议员的州内有一个军事基地要被关闭，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他会想方设法阻止这个议案在国内通过，因为任何一个议员也不可能回到他的家乡对选民说，一个雇用多少人的基地，在他任期内被联邦政府关闭了。”

鲁宾说，“我认为，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总会有阶段性的危机和动荡，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风雨俱来时，各种问题都会同时暴露。但我也思考过那些非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我发现那些金融体系的问题，比我们目前体系的问题更多。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开放市场的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的目的，不是要完全避免风险，而是要加强金融体系预防整体风险的能力，同时享有开放市场的优势和好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体制经常不是从整体的角度做最优选择，而是走极端——按当前的形势，要不就完全放开，要不就完全管制。我希望在处理这次（次贷）危机时，我们的民主体制会作出更好的选择。”

萨默斯再问，“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相当复杂，在其中没有利益的人基本都不了解，尤其是这一体系运作中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像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或CDO）和流动性这种技术性名词，有些人也可能不明白。而那些明白其中奥妙的人，基本上都是华尔街的人，都有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如何使那些私营企业，更多地为公共利益着想，或者说，如何设立一个真正地保护大多数中小投资人利益的体制?”

鲁宾回答，这的确是个问题。“绝大多数制定政策的人（指国会的政客）都不理解其中的技术性问题。在我印象中，几乎找不到六七个真正理解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同时又在金融体系里没有很大利益的行业专家。你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在听取各行各业的专家意见时，我们也只能从他们所说的意见中尽量剔除他们的私利，总结归纳，找出就整体来说最好的方案。”

这时，Pritchitt教授请鲁宾谈谈他对国际机构改革前景的看法。鲁宾说，“在美国，还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思考太多。近年来，像环境、反恐等新的问题，对国际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都要被包括进来。但是，要让他们发挥作用，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而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就意味着减少其他国家的话语权。如何协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G7或G8也许要扩大为G15或G16，才能在世界经济体中，占有足够的分量，带动足够多的国家达到共同的目的。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又需要这些国家共同放弃一定的主权，如何达成协议也是问题。我们惟一清楚的是，现有的国际机构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课堂最后，萨默斯留出几分钟让学生提问。一个坐在教室后排的女生提问，“现在（美国）金融动荡，经济放缓，很多人付不起房子贷款，普通人勉强维持生活开支。我最近几天读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中，一些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资经理仍然赚几亿、几十亿美元。这合理吗？”

鲁宾回答，“美国的收入分配与一个人的社会贡献的确不对称。例如，一个小学或中学老师的收入与他（她）的社会贡献就不吻合。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人的收入过高是事实。我听说，有一半以上的哈佛本科毕业生进入金融行业。（从总体经济来说）这不可能是利用人才的最优选择。但同时我认为，联邦政府不应介入管理，或规定私营企业报酬等事宜。”

萨默斯最后总结说，“我在鲁宾手下工作时，我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而不是炫耀我们的方案如何完美。比如，有人在次贷危机中买空与次贷有关的投资，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赚了一大笔钱。从我们整体的利益出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房地产的泡沫还会持续，泡沫会越来越大，破灭时会比现在还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会更大。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设计任何政策方案时，都要谨慎小心，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