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很多不同；反对取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保持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比避免道德逆向选择（moral hazard）更加重要，政府应该救市

2008年秋天暴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其广度和深度出乎任何人的意料。这是否说明美国金融创新过头，政府监管不力，美国社会普遍借贷过多，储蓄不足，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的观点不再成立了呢？

库珀认为这次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和巧合。在他看来，产生这次危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本身是好事，它可以更加有效地调节经济中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使资本更加高效地运转。如果没有（或很少有）金融创新，资本的运作就会像死水一潭，没有活力。

第二，长期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有人指责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把利率压得太低的时间太长。库珀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全球角度来说，长期以来储蓄大于投资（美国是例外），这些实体经济的因素决定了低通胀，高增长和较低的真实利率。这不是人为的。低利率的本身是好事，有助于再投资，再增长，但同时也使得房价持续攀高，助长了泡沫的形成。

第三，房贷条件降低及滥用。房贷条件降低本身是好事，因为它允许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居者有其屋，”给人们更多的动力去努力工作，使人们更有可能成为这个经济体系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问题是一些房地产销售人员为了赚取更多的佣金，想出各种办法诱使根本买不起房子的人买房，贷款程序松懈，种下了祸根。房地产市场原本是非常地方化的生意，但通过金融市场全球化，波及到全球。

其中前两个原因从长远来说都是好事，第三个原因也有一半是好事。问题是这三个原因同时发生，就酿成了这次危机。”

库珀认为，这次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很多不同。第一，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除中国以外，基本上是在“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机制上运转，现在不是。第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上世纪30年代政府在经济中（GDP）的比例仅有10％，现在大约是30％。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非常不同，可以帮助稳定市场。第三，我们现在对经济运转的理解远远大于30年代的理解。我们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丰富了许多，虽然，现在的经济比那时更加开放，管理本国经济更加复杂。第四，我们非常幸运的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就是研究30年经济大萧条的学者。他比别人更理解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中的重要性，更知道应该如何驾驭美联储的各种政策，度过难关。

反对混业经营

这次危机是不是说明美国的监管不力，金融市场过度放任自由？库珀说，很难说在监管过程中，哪一道程序是不力的，或者说当初应该做什么而没做，或者说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定而没有，因为当时还没有危机发生，绝大多数人都是“事后诸葛亮”。 在经济热火朝天，投资信心十足的时候，谁也不愿意给经济泼冷水。就像在晚会高潮时，谁也不愿意把装满酒水的器皿（punch bowl）拿走一样。

那些成千上万的律师，会计师的工作就是帮助公司寻找政策的漏洞，“名正言顺”地钻空子。政策制订者即使知道这些空子，愿意弥补这些空子，也很难招集足够的政治力量地去修改法律政策。这个系统需要一场危机去召集政治力量，去修改法律政策，弥补漏洞，校正规章制度中“矫枉过正”的一部分。于是，那些律师，会计师，金融工程师就会有新的工作，再次找漏洞，再次创新，如此循环往复。市场的金融创新和政府的规章制度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是一件好事。”

但有一个具体政策，库珀明确反对。克林顿政府末期取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允许金融业混业经营。他说，取消这个法律的原因主要是金融机构的游说。这些说客的理由是，如果美国金融机构只能分业经营，与外国混业银行相比，美国金融业就会缺少竞争力。

库珀认为，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增加了业务之间的利益矛盾（conflict of interest）, 破坏了市场信任度。而市场信任一旦破坏，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几十年才能重建。而且金融机构规模太大，过分使用杠杆工具，对市场形成威胁，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不得不救。至于美国银行如果分业经营，如何与外国金融机构竞争，库珀认为，这需要国际间政策和法律的协调。

政府应该救市

库珀对美联储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基本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保持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比避免道德逆向选择（moral hazard）更加重要，政府应该也不得不救市。他赞扬美联储在这次危机中积极干预债务市场，创造流动性，不机械，不教条，富于想象力。

库珀对财政部在拯救这次危机中的政策表示支持。 在2008年秋天一次总统候选人公开辩论中，主持人提问，“美国政府的财政花销当中必须要减少或放弃什么才能筹措出七千亿美元救市？” 奥巴马和麦凯恩（John McCain）都是重复各自的核心立场，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天很多观众网上的评论都夸奖主持人提问得好，指责两位总统候选人回避实质问题。

其实，这个主持人的问题是错的。 库珀指出七千亿美元不是像攻打伊拉克那样纯粹的花销，而是政府在置换资产。只有在置换资产时付的价格超出“物有所值”的价格，政府才会有损失，这些损失才是政府“花销”的一部分。他说，虽然现在政府承担了一些风险，但置换资产不但不会增加政府开支，挤兑私有投资（crowding out effect），反而会对市场注入信心，带动私有投资（crowding in effect）。

有人说，美国政府早就资不抵债了，从技术角度说，已经破产了，这次拯救“两房”和AIG，还有7千亿美元的拯市方案，只会使美国政府更加不堪重负，甚至导致信用危机。库珀反驳，“从技术的角度说美国政府破产主要是指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这种压力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一些国家的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解决这种压力的捷径是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和增加年轻的移民。”

他还说，“这种套用家庭或公司模式来分析政府信用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政府和家庭或公司在财务方面有本质的不同。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偿还债务：提高税收和通货膨胀。虽然现今独立的中央银行会努力控制通胀，但通胀仍然是政府偿还债务的一种途径，这对家庭和公司来说是完全不具备的。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些都没有计算在政府的资产之内。另外，政府七千亿买的坏账可能会缩水很多，但不会一钱不值。用这些钱买的资产在经济恢复以后还有可能升值，这不一定是赔钱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