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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美国政府在财务方面,总的来说,还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随意花钱,随意举债,我们至少还有国会的制衡。政府也不可能故意制造通胀,使巨额债务贬值

大多数人都预计美国长期通胀率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借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升高。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说,不一定。

长期通胀基本上是一个货币现象,而美联储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低迷,市场运作不畅通时注入流动性,等经济和市场恢复正常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减少对其他债券市场的干预来减少流动性。如果美联储掌握好这些操作的时机,程度和进度,就不会导致长期通胀。

美国政府的大量举债从长期来看也很可能不是问题。历史上,美国政府在财务方面,总的来说,还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随意花钱,随意举债,我们至少还有国会的制衡。人们对政府借债的担心主要是因为政府借钱提高了利率,挤占了私有投资(crowding out effect)。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政府的长期债对长期私有投资的挤占效应可能很小。政府也不可能故意制造通胀,使巨额债务贬值。首先,任何政府不会有这个企图。其次,即使经济中真的发生高通胀,或人们预期高通胀,这种高通胀和对高通胀的预期已经包括在政府举债的利息中了。政府不可能使新债务贬值,只能使已有长期债务贬值。而人们在购买长期债券时,就知道要承担利率风险。

这次美国政府借债(2009年2月的财政刺激方案)刺激经济是经济周期所致,等经济复苏,美国政府税收大于支出时,例如克林顿政府末期,就应该偿还债务(pay down national debt)。美国政府债务虽然数额庞大,公共持有的债务(publicly held outstanding debt)是GDP的50%,总共债务(total debt outstanding)大约是GDP的三分之二,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不错,日本和意大利更糟糕。库珀并不那么担心债务占GDP的比例,而更注重债务利息和政府总税收(收入)的比例。“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偿付利息(service the debt),那么债务就不是问题。”

他说,“美元有可能在短期下跌,但长期未必如此。”“美国并没有强迫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任何企业和个人去买美国国债,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美国的政府体制,政治制度是最稳定的,美国的国债市场是最大的,流动性是最强的,风险校正后的回报率(risk-adjusted return)是最高的。在这方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匹敌。”

“美国的股市和其他的资产市场会低迷一段时间,但是不要忘记,价格在市场经济里会自动调节,美国的股票和其他资产的价格会低到足够吸引外国资本的程度,然后走出低谷。”

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中,危机是不是不可避免?库珀说,从长远来看,在市场经济中,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隔几年,总会有一个。原因有两个。

第一,任何体制都是很多因素的一个平衡,当任何一个因素走了极端,打破了这个平衡,危机就会发生。也没有任何一个政策体系是完美无缺的,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当这些漏洞大到一定程度,或“矫枉过正”到一定程度,危机就会发生。这个体制会再调整,再平衡。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经济中管制太多了,就会一潭死水,没有活力,发展不起来。于是体制放开一些,发展经济。当体制放开太多的时候,人们就会大肆利用体制上的漏洞,导致危机四起。于是体制再收缩,加强监管,如此循环往复。政策的制订者既要鼓励人们创新,又要加强管理,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们要不断调整,不断平衡。

第二,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忘。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都有老人退出历史舞台,每年都有新人接班表演。即使新人再了解历史,他们的经验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他们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蹈覆辙,所以历史时常会显得“似曾相识”。 危机会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体制,改变过渡的因素,达到新的平衡。

这是不是说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更有优越性?库珀说,如果你喜欢稳定,没有变化,计划经济是有优点的。但总的说来,即使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仍然大于计划经济,因为人的弹性和灵活性,经济的弹性和灵活性是很大的,只有市场经济给人最大的空间和动力去创造最多的财富。而在计划经济中,一切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生产者不会想方设法满足消费者,因为没有竞争,没有动力,没有创造。

库珀说,我们的挑战不是通过实行计划经济,避免危机,而是当危机发生后,如何控制危机扩散,如何较快地度过危机。我们不能一年招蛇咬,十年怕井绳。金融创新本身是一件好事,在重新修改制定金融监管政策时,我们不能完全扼杀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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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

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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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驻波士顿特约记者,《哈佛笔记》专栏作者。她曾任《世界时报》(WorldPaper)记者和研究员,哈佛商学院研究员,网络杂志《视角》(Perspectives) 的资深编辑,学生杂志《哈佛评论》(Harvard China Review)主编和主席。2007年她获OYCF-Gregory Chow Teaching Fellowship教学基金的支持,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教授短期课程, “经济报导:问题分析和评论员文章”(Economic Reporting: Issue Analysis and Opinion Pieces)。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社会问题及公共政策。2002年她从哈佛大学获亚洲研究硕士(MA),1997年从波士顿学院获商业管理硕士(MBA),1995年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路易斯克拉克学院(Lewis & Clark College, Portland, OR)获数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BA)。她和先生及两个孩子住在美国麻州剑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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