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依靠有效的财政政策，即减少税收和增大开支。库珀还强调，要借这次危机重新审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特别是高管薪酬

为走出危机，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指出两条路。对银行2500亿美元的注资是必要，但不充分的。银行即使有钱，也不一定愿意借出钱。只有他们相信借他们钱的银行或公司或个人有能力还他们的钱，他们才会愿意借出钱。如何建立这种信心呢？主要依靠有效的财政政策。

国家的减少税收和增大开支应该用于两方面的建设：一种是由联邦政府拨款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这种办法的好处是立竿见影，解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燃眉之急，钱会马上花出去，因为他们现在赤字增加，面临裁员，裁减服务的压力。另一种是由联邦政府出资有目的地帮助经济中的某一行业。例如，有人建议修理，新建马路和桥梁，帮助日渐萧条的建筑产业。他的同事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设计了一套减少房屋foreclosure的方案（见《资本市场风云突变》）。还有人为稳定房价献策献计。这些都需要联邦政府出钱。

为什么金融衍生品杠杆工具风险如此之大，却仍然存在而且热销呢？库珀说，从金融角度来看，这些产品有存在的价值。从宏观角度看，交易员的作用就是要发现市场的空子（inefficiencies）并快速取消它。 虽然他们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他们的社会贡献是使市场更加高效，通过改变供给尽快达到均衡状态。当他们发现一个市场的空子，或者说赚钱的机会，但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就需要借钱。如果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借的越多，赚的就越多，市场就越快地达到均衡状态。如果他们不能借钱，那么市场就没有那么高效。其他的金融衍生品也有存在的价值，例如帮助分散风险和使市场高效等等。

“但问题是凡事都有一个度。一旦超越了这个度，那么一件事的弊端就会比优势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杠杆的倍数太大，放大效应太大，一旦判断失误，后果不堪想象，不仅是对金融企业本身，而且对整个市场都影响太大。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引起的危机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迫使政府处于救市的被动地位。” 所以库珀认为，政府对借钱的倍数和规模应该有所规定，也就是限定上限。这就引出新的问题：现在的对冲基金在监管范围之外。这就需要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有很大调整。

改革高管薪酬制的策略

库珀强调，我们要借这次危机重新审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corporate governance），其中CEO和主要执行官的薪酬待遇首当其冲。“这些人的薪酬比他们在日本和欧洲同样位置的人的收入高好几倍。那么我们要问，他们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能创造出像在美国一样的价值吗？如果不能，就说明他们的薪水中一部分是归功于企业和美国总体的机制和文化的。”

库珀以自己在一些企业董事会服务的经历说明，为什么这些人的收入会异乎寻常的高，“每个公司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公司主管的薪水低于本行业的平均水平。 如果人人的薪水都要高于平均水平，那么这个平均水平只能无限制地高涨，而且与企业的效益关系不大。”

那么如何给企业主管建立激励机制呢？“目前的激励机制主要是根据企业上一年或下一年的经营效益，这种机制只能使主管们更加短视，经常在牺牲企业长期利益的基础上，突出短期效益。企业主管也频繁换人，后来的主管会发现企业越来越难做，最终倒闭关门。我认为激励机制应该建立在企业三年到五年的平均效益的基础上，而不是短期效益，鼓励主管们高瞻远瞩，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

现在的企业文化就是这样，任何一个公司想改变薪酬机制也改不了呀 ―― 谁愿意选择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主管？难道政府应该介入限定高管薪酬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 主张公司主管的薪水不应高于政府最高官员的薪水，即美国总统的年薪40万美元。

库珀反对政府对此做任何硬性规定，但提出三点建议，改革高管薪酬：第一，所有上市公司主管的薪水减少一半，是全行业，全市场的变化，这样就把平均薪水的参照值减少了一半，而且公司之间没有攀比效应。 第二，做这件事的领头人应该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例如，投资银行中的高盛，摩根斯坦力等，这样就有示范效应。这就像哈佛大学带头全免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学费一样，其他大学都如法炮制。 第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放出风：准备从高管薪酬入手整顿企业内部管理机制, 倡导良好的企业道德风范和行为，并设立具体条文。这就会使美国企业协会(The Business Round Table)紧张起来，龙头企业就有可能带头效法这些条文。

这次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使一些业界人士置疑充满贪婪，腐败的“华尔街模型”，资本市场，甚至市场经济。但库珀仍然相信亚当思密的“动物本能”（animal spirit）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市场经济是让这些本能发挥出来的最好机制，即使这意味着危机时有发生，甚至不可避免。市场经济与其他形式的经济模式相比，总体来说仍然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