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还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Director of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9月21日通过白宫正式渠道宣布即将在年底离任，重返哈佛大学。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票对79票获得通过了《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HR 2378，又称“莱恩—莫菲”法案），允许美国商务部在确定贸易伙伴国存在汇率低估，并对本国行业构成事实损害后，施加反补贴补救措施。虽然该草案能否成最终通过参议院和奥巴马总统而成为法律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毕竟是美国国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相当强硬的信号。虽然也有部分议员认为，汇率并非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核心；担心“制裁”中国的立法对美国企业会得不偿失，美国与中国就各种问题的协商大门会就此关闭，但这个法案代表了国会大多数人认为人民币低估造成了美国失业的一贯观点。

萨默斯的离任与其北京之行收获甚微有关系吗？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很难因为某个官员的某次短暂访问而有本质的变化（基辛格的1972年访华例外）。 萨默斯对人民币汇率的观点一直非常清晰，理由也充分（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一书中《专访萨默斯》一节）。即使他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人民币汇率政策，他也会希望，他的北京之行会被国看作奥巴马政府为缓解低估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所作出的努力。如果国会议员质问他，“你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做了哪些工作？”他可以罗列自己如何努力说服中国政策制定者的事实。 任何一个政府高官的言行举止都应该放在国内政治气候和政治框架下去理解。

政府高层的工作压力

在美国政府高层工作的压力众所周知。 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无论对一个人的知识储备还是精力体力都是一种透支。更何况萨默斯主持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已远远超出了一个经济政策协调部门的功能，成为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的核心机构。萨默斯主持奥巴马总统的每日经济汇报会（daily economic briefing），同时成为奥巴马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对外发言人。在过去的两年里，萨默斯策划了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Recovery Act of 2009）和金融稳定政策(Financial Stability Program)。 10月1日《金融时报》头版头条报导，接受政府大量援助的美国保险集团（AIG）、Citigroup 和General Moters (GM) 都有望超额偿还政府两年前的救助款。 政府从救助中不但不会赔钱，而且会盈利。 这与萨默斯在19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中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救助墨西哥的结果一样（详见《哈佛笔记》专栏《挽救墨西哥：国会制约政府》）。

萨默斯自己对这些政策的评价是：奥巴马政府有效地控制住了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最严重的、当时看起来会一发不可收拾的经济危机，扭转了金融市场一落千丈的局势，使经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除此以外，萨默斯还担任了汽车产业改革重组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参与了医疗体制改革，美国与中国等大国的经济外交，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重大政策。

在制定政策中“唱主角”的人除了要有自己的主见以外，还要有一种特殊功能 － 在会议上公开辩论，说服甚至驳斥反对者的能力。对任何一个经济政策，涉及到的各个部门 － 财政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经济顾问委员会（CEA）等 － 都会有不同声音。这些部门的主管和高层人士都不是等闲之辈，兼具经验、智力和精力体力。 要想协调这些人的意见声音、融入自己的主见，使一套政策顺理成章，滴水不漏，最终还能通过国会（其中一部分政客从心里就想和你作对，无论你怎么说），谈何容易！萨默斯是这种内部斗争的佼佼者。这或许得益于他在麻省理工大学（MIT）读本科时是学校辩论队的主力成员之一。 即将56岁的萨默斯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他当然知道“兼听则明”的道理，也会在华盛顿复杂的政治气候中妥协让步，但无论如何他是经济政策圈子里公认的重量级人物，比任何其他个人对政策的影响都大。

政府高层人物两年轮换是正常的。奥巴马政府里，制定经济政策的四个主要成员中，除了财政部部长盖特纳（Tim Geithner）在连任以外，其他三位都已经离任或即将离任。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 Chairwoman of the CEA)和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彼得·欧尔萨（Peter Orszag，Director of OMB）已经离任；萨默斯年底离任。此外，9月22日财政部负责金融稳定事务的助理部长、美国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的负责人赫伯特·艾利森(Herbert Allison) 在TARP的法定寿命结束以后也宣布辞职（虽然投出去的很多钱在5年到10年后才会收回）。 再加上多数大学都有对教授停薪留职（leave）最长不过两年的时间限制，从大学里选拔的政府高官在两年之内返回学校是意料之中的，以前的哈佛教授也不例外。

萨默斯的特殊地位

但是萨默斯的情况却与众不同。  在哈佛大学，萨默斯不是普通的教授，而是“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有这种特殊头衔的教授在哈佛屈指可数。 大学教授同时享有最高的工资待遇和最灵活的课程设置。他们可以在任何学院、任何系里教授他们最喜欢的课程，没有任何限制。如果萨默斯在政府工作超过哈佛大学两年休假的时间限制，他是否能与校方重新谈判返回哈佛？

经济系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估计，或许校方会把他当作特例，给他的假期延长半年，但不会更长；再说他的妻子是哈佛英文系教授Elisa New，夫妻两地分居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如果萨默斯在华盛顿再多干两年，校方是否会重新聘任他？曼昆说，利弊皆存，很难估计。一方面，萨默斯会有更丰富、更新鲜的政府经验与学生分享，更有效的衔接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另一方面，在经费缩减，教职有限的情况下，哈佛大学为什么要雇佣一个年过半百、“已经放尽能量的火焰山”？这是萨默斯自己在当校长时一贯反对的做法。如果萨默斯换位思维，他自己也会投否决票。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哈佛大学对教授两年休假的期限是萨默斯离开政府的原因之一。

奥巴马的处境与经济形势

从奥巴马总统的角度，他为什么会允许像萨默斯这样的人才流失呢？《纽约时报》分析，正因为萨默斯是奥巴马经济团队中的中流砥柱，只有萨默斯离开政府，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才有可能改变方向，奥巴马才有可能在11月份国会中期选举后“重新打鼓另开张”， 至少在形式上有“新人新面孔”。

目前美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预计共和党会以经济低迷为竞选契机，借11月份中期选举而重掌国会。 据9月17日《华尔街报》报导，通胀校正后的美国中间家庭收入（median household income）从2000年到2009年降低4.8%；在最近两年之间（2007-2009），降低4.2%。 2000年，中间家庭年收入是52,301美元；2009年，这个数字降低到49,777美元。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从2008年的13.2% 增长到14.3%,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位。 这意味着4,36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2009年贫困线的定义是，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21,756美元以下，个人年收入在11,161美元以下（这仅仅指有形收入，不包括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各种救助）。

美国统计局9月16日发布的这些数字为国会中期选举的公开辩论火上浇油，尤其是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失业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等方面的政策。奥巴马对这些数据的解释是，正是因为形势严峻，2009年通过的财政刺激政策使上百万的美国人幸免沦落在贫困线以下。 共和党议员借用这些数据说明，奥巴马的刺激政策完全没有实现预想的效果，无论用任何客观标准衡量，都是失败的。

9月17日的《华尔街报》还报导，2009年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增加到了5,070万，占总人口的16.7%。 有医疗保险的人数降低了150万到2亿5千360万。 其中有私营保险的比例降低到了63.9%，有国家公立保险的比例增加到了30.6%。 由于失业而失去私营医疗保险的人数多于国家公立保险增加的人数，所以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员总数还是增加了。民主党议员用这些最新数据说明，2010年3月通过国会的医疗改革法案势在必行 （新的医改方案在2014年才会全面推行，最新数据是医改以前的数据）。 共和党议员仍然主张，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对自己的医疗费用负责。

9月20日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宣布，2009年6月是2007年12月开始的这一轮经济衰退的谷底；从2009年夏天，经济开始逐渐恢复增长。但是经济恢复的速度如此缓慢，以至于人们担心经济会第二次衰退（double dip）。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9月26日的《纽约时报》专栏中重申，目前美国失业率在9％以上居高不下的原因不是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的意思是，一方面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失业大军没有合适的技能，至少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而是总需求普遍不足。他主张，政府应该继续刺激需求。哈佛大学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认为，如果要制定第二次财政刺激政策，一定要把钱用在扩大效应最大的地方（maximize bang-for-the-buck, or the multiplier effect）；在增加短期政府赤字的同时，进行美国社会退休金体制的改革（Social Security reform）以减少长期赤字压力（详见《哈佛笔记》专栏《美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挑战与出路》）。

这是否意味着2009年萨默斯极力促成的财政刺激政策实施效果不佳，还是规模不够大，还是检验的时间不够长，还是如共和党指责的那样完全没有从草根的层面刺激美国企业的活力？为了增强企业活力，鼓励投资，奥巴马政府允许企业把2011年底之前的新投资作为一次性花销从总收入中减去，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逐年折旧，以便减少企业上缴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income tax）的基数。反对者认为，眼下低利率的大环境减弱了提前折旧的政策效果，对促进企业再投资不会有什么帮助（详细理由，请参见《哈佛笔记》专栏中《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或《哈佛经济学笔记》中第118页）。

在税收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倾向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more progressive），即收入越高，纳税的边际税率越高。2001年小布什总统降低了收入最高四个等级的税率，使一部分收入的边际税率从15％降低到了10％，增加每个孩子允许减税的数额（child tax credit），减少结婚家庭的税务负担等减税政策。 2003年小布什总统进一步减税，并降低了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和股息税（dividend tax）。如果奥巴马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这些减税政策根据法律会在2010年底恢复原状。  目前奥巴马政府主张，让对高收入人群 － 年收入25万美元的家庭和20万美元的个人 － 的减税政策过期，延长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减税政策。这些政策毫无疑问都有萨默斯的影子（他进政府以前的主张，详见《哈佛笔记》专栏中萨默斯系列和《哈佛经济学笔记》一书中《专访萨默斯》）。

主张增强经济效率，反对收入再分配的声音络绎不绝。 他们认为，高收入人群也是经济中纳税最多，最富有企业家精神，最有创新能力，也最有能力逃税的人群，让他们的税率恢复到小布什总统减税之前的税率会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减缓经济增长，不但不会减少政府赤字，反而会增加赤字；而且税率政策的变化不利于企业做长期计划，再投资。无论政府如何决策，反对者都大有人在。

美国财政赤字屡攀新高，债台高筑是不容否认的事实。10月4日，美联储行长波南克在罗德岛（Rhode Island）有关公共开支的年会上做公开讲演。他坦承，经济增长是缓解债务的最优选择。 人们的分歧在于如何才能最好的实现经济增长：效率第一，还是公平第一？在多大程度上，人们愿意牺牲公平而追求效益？在多大程度上人们愿意牺牲效益而追求公平？ 这些都是永恒的话题。 有人说，“有侧重的中庸就是辨证。” 萨默斯肯定有他自己的侧重。 据白宫布告，萨默斯打算回到哈佛后，继续研究、教授与创造就业、稳定金融体系有关的经济层面的根本因素（economic fundamentals）和如何把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体系等课题。果真如此，他又会在明年春天活跃在哈佛讲堂，吸引众多学生洗耳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