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哈佛前校长德瑞克•巴克(Derek Bok)教授以“有关幸福的政治”为题（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作公开讲座。巴克是哈佛大学历史上唯一个两次担任过校长的人。从1971年到1991年，他任校长二十年。2006年萨默斯卸任后，巴克接任临时校长，直到2007年福斯特上任。在任校长之前，巴克任哈佛法学院院长三年。多年学术行政生涯使他对高等教育有深入思考，有多部专著。而他最新的著作却是关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政府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

巴克早年从斯坦福获本科学位，从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经济学硕士，从哈佛法学院获法学博士；今年整好80岁。他满头白发却精神抖擞，目光炯炯有神。他说，他从70年代就对“幸福”这个问题感兴趣，可是“幸福”这个概念太模糊，无法客观定义，很难研究。退休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完全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完全没有限制。所以退休后，他就想研究这个很难从学术角度把握的问题。

18世纪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Jeremy Bentham (1748-1832) 认为，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要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或净幸福程度（用幸福的程度减去不幸福的程度）。 但因为幸福的程度无法度量，所以这个思想在这之后的两百年无人问津。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学者再次对“幸福的程度”感兴趣，采取调查的方法（survey）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人们在面对自己的老板时最不幸福，在有性生活时觉得最幸福。近年来，法国总理、英国首相都在不同场合相继点明人们幸福程度的重要性。但是，世界上只有深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不丹王国（Bhutan）真正把“幸福”作为政府明确追求的目标之一。

事实上，人们常常被错觉所迷惑。当我们真的得到我们原以为能使我们幸福的东西时，我们其实只有暂时的满足感；这些东西并不能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幸福。同样，生活中非常糟糕的事情也只是暂时地影响我们的情绪；一般来说，我们会很快走出阴影，生活得一如既往。

那么，什么才能给我们带来相对长久的幸福感呢？研究人员发现：成功的婚姻、亲密的朋友、助人为乐、参加社会组织、相信宗教、人们自我感觉的健康程度、拥有自己的企业或事业、和廉洁高效的政府及民主政治体制。巴克说，很难想像在腐败猖獗的政体下，人们有真正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什么能给我们带来相对持久的悲伤呢？爱人或孩子的死亡、离婚、长期忐忑不安（例如，失去医疗保险）、失业及其引起的丧失收入、身份和自尊、和由于健康因素引起的长期痛楚、失眠、抑郁等症状。

在微观层面，富人比穷人感觉更幸福；但这不能解释一个宏观现象：美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比50年以前高很多，但美国人的总体幸福感并不比50年以前高。美国中部和南部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东部较高，但幸福指数恰好相反――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的幸福指数远远低于一些低收入的州。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钱在人们的幸福感中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人们的幸福感比“钱”和“权”在制定公共政策中更重要。幸福的人更加健康、更加长寿、更加与人为善、在社区组织和生活中更加积极踊跃、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所以巴克认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应该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目标。

有人不重视关于幸福感的普查数据，认为那些都是基于人们主观的自我感觉，太不准确，无法把握，根本不应该把理性的政策制定建立在“松软的沙滩”上，随时可以塌陷。 对此，巴克反驳，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失业率、贫困线等数据都有很多不完善、不确切的地方；关于幸福的调查数据并不比这些常用的经济数据差。在巴克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如果经济增长损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能使人们更加幸福，为什么很多政府在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预计人们的生活会足够富裕，以至于人们会发现自己有很多闲暇时间可以花在音乐艺术等更精致的精神生活上。巴克解释，显然，凯恩斯没有担心未来的经济增长从何而来，而担心人们会如何使用太多的闲暇时间；这说明，经济增长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政府要重新分清主次。美国民意测验显示，大约只有1/6之一的问题政府能够正确对待，1/3的问题政府错误处理，1/2的问题政府根本没有理睬。

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政府成为创造经济增长的能手，而需要政府成为“多面手”的全才（well rounded），在医疗、教育等直接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领域做出成绩。美国人均生产总值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美国人的幸福感却与其经济地位不相匹配，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相对低下。这说明，我们要改革政府，重新理顺政府任务的轻重缓急。巴克预计，美国政府不会像不丹王国那样重视人们的幸福感，但强调两世纪以前的Bentham的政治思想是对的，近些年对人们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对政府制定政策是有价值的。

在问答时间里，有人问到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在200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道德结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这本书对巴克中心论点的影响。巴克清楚地知道，弗里德曼用巨大篇幅，旁证博引，说明经济增长会带来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明智的社会政策，但巴克显然没有被说服。 他说，经济增长经常与开放的社会政策携手并进；经济衰退经常与保守的社会政策形影相随，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任何学过统计的人都知道，即使强烈的正相关（或负相关）也不能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

在最后的答疑时间里，巴克也显示了对文化差异的意识。如果你问美国人，“你是否嫉妒比尔•盖茨（或其他富翁）的财富？” 大多数美国人会回答，不嫉妒，因为他们会把盖茨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个人的努力和才智。如果你问法国人同样的问题，或者把盖茨的名字换成某个法国富翁的名字，多数法国人的答案会相反，因为他们把某个人的成功看作既得利益者的先天优势，他们不相信机会平等在法国社会是事实，认为整个体系就是不平等的。

相信自我努力、自我实现是美国人相当强的文化基因。这是因为他们太天真了，过于相信“美国梦”的神话，还是因为美国的机制真的鼓励这种天马行空、自由闯荡、开创事业的自我奋斗精神，无论你的家庭背景和种族肤色都可以重新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同样，法国人的答案是因为他们城府太深了，还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确机会不均、埋没人才、缺乏创新？有二十余年哈佛校长经历的巴克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没时间展开，我们只能在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多部著作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