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3日卡特勒在上课伊始就告诉学生，他已经在上周五（11月19日）通过法律程序向佛罗里达法院递交了由众多经济学家签字的证词。证词非常正式，长达16页。卡特勒分别概述佛罗里达州政府的理由和经济学家支持被告的理由。 　　原告方说，虽然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利规范跨州贸易，但这个权利只能用于规定贸易的某一方不许干什么，不能用于规定贸易的某一方必须干什么；如果联邦政府跨越了这个权限，就是违宪，因为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凡是宪法里没有点明的联邦政府应有的权利完全属于州政府。如果这次法庭判决联邦政府的做法是符合宪法的，那么这个案例的逻辑也可以被联邦政府作为先例，用在其他地方。比如，美国人必须购买某个美国厂家生产的汽车以保护国家经济利益；美国人必须购买绿色食品以保护环境等等，这不是可笑吗？

卡特勒组织的经济学家支持被告方――联邦政府健康与人力服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他们在证词中主要说明医疗产业的特殊性，而且每个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个医疗市场。即使你自己选择生活在这个体系之外，我们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已经做了悲天悯人的道德选择，不允许你自生自灭。当你因为天灾人祸不得不进入医院的急救室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保险，有没有能力付账，我们这个社会都会为你承担治疗成本。也就是说，没有保险的人在急救室的治疗成本被社会化了，平均摊在所有纳税人的头上。

健康不同于其他产品，还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太高，一旦有病，花费太大；如果没有保险，很少有人能承受得起这么大的费用。这与汽车、食品等物品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卡特勒说，他对宪法的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不能预计这场官司的结果，但他可以肯定自己在经济方面的逻辑推理和数据运用是无可厚非的。

2010年12月的进展

2010年12月中旬，弗吉尼亚州司法部部长控告联邦政府的结果揭晓。法官Henry Hudson比较保守，倾向保护州政府权利。他说，所有证据似乎都归结到一个问题：国会有没有权力对公民不参与跨州商务做出规定。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以前联邦司法系统一度倾向允许联邦政府利用税收的手段管理跨州商务，Hudson把PPACA的问题看作公民自由问题，基本判决弗吉尼亚州胜诉。但他拒绝全盘否定PPACA的立法，也没有阻止PPACA的执行。

支持“每人必须有医疗保险”这个硬性规定的人仍不死心。他们说，这个硬性规定按照PPACA的措辞直到2014年才生效。 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反驳第一判决，坚持上告，直到最高法院。在这期间，他们要努力执行PPACA的其他部分：建立保险交换平台(insurance exchanges)，便于人们购买身体保险，禁止私营保险公司“甩包袱”的行为等等。他们要给选民造成一种印象：PPACA势不可挡、势在必行。事实上，这个判决会加强国会中反对派共和党的声音。共和党会利用这个判决，利用审批政府预算的机会，克扣执行PPACA的经费，想方设法阻挠PPACA的落实。

如果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否定“每人必须有医疗保险”的硬性规定，同时允许PPACA的其他部分继续进行，那么由于“逆向选择”的问题，私营保险公司和国家医疗保险就有破产的危险。共和党也不会喜欢这个结局。 到那时，如果他们与民主党合作，设计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案来取代这个硬性规定，就可以绕开“违宪”的指控。

“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可以有多种实施方法。例如，国会可以选择给所有买保险的人税收补贴，对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没有补贴，而且可以限制买保险的时间：如果你拒绝在这段时间里购买医疗保险，你就不会有政府补贴，不能享受某些政府福利待遇等等。 重新修改立法的问题是，排队等待时间长（因为国会的议事日程太满），讨论时间长，一旦讨论起来，其他有关医疗体系的问题也会被夹杂进来，议而不决的可能性太大，PPACA就会走回头路，最终胎死腹中。

如果共和党到那时仍然拒绝与民主党合作，一意孤行，那么六分之一没有身体保险的美国人就仍然不能纳入医疗体系，一切努力付之东流。美国历史上，通过规范私营保险行业来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一次伟大尝试就会彻底失败。那样的结果只能说明：国家大包大揽，作为惟一付账人(single payer)是实现全民医疗的惟一途径。

2011年2月的进展

据2011年2月3日《金融时报》报导，弗罗里达区法官Roger Vinson （Florida District Judge）已经裁决PPACA的这项硬性规定违宪。理由与弗吉尼亚区法官说的类似：如果联邦政府能够要求“人人必须买健康保险”，是不是联邦政府也能要求人人都吃绿菜花呢？ 美国联邦司法部不服，决定继续上告。

预计这项官司明年会进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取决于9个最高法官的政治理念。有人分析，法官Anthony Kennedy的意见至关重要，因为他在有的案件上与保守派联盟，在有的案件上与自由派联盟，无法估计；而且近年来，最高法院的裁决大多以5：4告终。还有人比较乐观，认为除了两个非常保守的法官（Antonin Scalia 和Clarence Thomas）以外，其他七位法官都会支持PPACA的。

联邦政府的某个部门（这次是健康与人力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被告上法庭并不独特。 美国联邦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就面临13个州的诉讼。在没有国会山制定的更强大的法律保护下，州政府挑战EPA限制各个州碳排放的权力。德克萨斯州的总检察长就指责这些环保规定提高了他们的生产成本，损害了他们的就业率。在华盛顿国会山的各派议员议而不决的情况下，很多州不愿意等待，干脆在保护环境方面自立门户，各搞一套。加州就准备在2012年开始实施自己的配额交换制（cap-and-trade，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55页《比较征收污染税与配额交换制度》)。还有很多州自由结合，成立各自区域的减排机制。 区域温室气体行动（the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中西部温室气体减排协议（the Midwester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cord），西部气候行动（the 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都属于这一类。

再回到医疗改革的话题。 更麻烦的事是：在双方争执期间，州政府是否应该执行PPACA的其他部分？ 弗罗里达州政府不愿意在这方面继续花时间和精力，想等最高法院的裁决。 联邦政府坚持，弗罗里达州政府已经收到了联邦政府为执行PPACA的部分拨款，他们应该执行。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条文做指导，怎么办呢？

哈佛大学医疗法专家Theda Skocpol 教授说，这些法律和政治上的争执让人们的视线误入歧途。 PPACA的真正意义在于：联邦政府让医疗保险价格变得可以让人承受，让穷人也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即使最高法院判决“人人必须有健康保险”的硬性规定违宪，只要奥巴马仍然主掌白宫，PPACA法案中其他更重要的部分仍然会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