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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126-128》奥巴马总统的国情报告

奥巴马总统应该在国情报告中说什么?

  1月25日晚9点,奥巴马总统按惯例在国会山向民选议员和全国人民作一年一度的“国情报告”(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此前两周,人们就开始议论纷纷:总统应该利用这个黄金时间说些什么?传达怎样的信息?

  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EA)、现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经济学教授罗默(Christina D. Romer) 在1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奥巴马这次讲演的重心应该放在控制美国长期赤字上,该文用大量篇幅指出控制长期赤字的具体步骤。罗默重视财政纪律(fiscal discipline)的程度在经济学家中有一定代表性。她的这篇文章受到哈佛大学宏观经济教授曼昆的赞赏。罗默的基本思路是:现在就许诺减少长期赤字,但小心裁减眼下赤字,因为经济复苏还比较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一观点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经济学家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的想法如出一辙。

  罗默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个时候,她作为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正在这个时候为总统起草国情报告,其中很多语句她已烂熟于心;而今年她会坐在电视机旁和全国人民一起聆听总统讲演。她建议,奥巴马从他自己在去年设置的两党联合财政责任和改革全国委员会(the bipartisan 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 )的政策建议说起。

  罗默说,2010年11月全国选举议员的结果表明,选民已经厌倦了联邦政府年年入不敷出的局面。 2012年总统选举的胜负也可能取决于奥巴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过去几年的经济衰退和政府罕见的应对举措使财政赤字异常增大。即使经济复苏强劲,在其他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在2020年也会达到GDP的6% 以上。到2035年,“婴儿潮”退休的人和他们的医疗费用将达到高潮,会使财政赤字增长到GDP的15%以上。这么大的比例是不可持续的。很可能在这之前,投资者就把美国国债当成垃圾股对待了,美国就会成为21世纪的阿根廷。所以罗默强调,要遏制美国赤字的长期走势,就必须有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掌握裁减赤字的时机方面,罗默非常谨慎。 她说,现在经济复苏的迹象仍不牢固, 政府不应该像共和党建议的那样立即减少花销1,000亿美元,但奥巴马应该在国情报告中承诺并具体阐述今后几十年的长期裁减计划,请求立法机构批准并签署为法律。 现在国会有要废除2010年3月才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PPACA,内容详见《哈佛笔记》专栏第122到125节《美国医疗改革的来龙去脉》及《州政府控告联邦政府》)的倾向。 奥巴马不但要声明他会否决这项提案,而且要誓言努力保持这个医改法案中那些控制成本的措施。例如,一旦Medicare(65岁以上老年人的国家医疗部分)的花费超过一定上限,“独立付款顾问委员会”(Independent Payment Advisory Board)就要按照法律拿出具体减少开支的方案。 奥巴马要为这个委员会在国会争取最大的权力,保证落实削减开支。

  对美国军费和社会保障等支出类别,罗默建议,我们一定要限制增长上限。美国军费开支(除去通胀后)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增长了50%。保护老人和穷人的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具体运作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25页《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 的支出也增长迅猛。 控制这些花销的增长意味着很多人要牺牲自身利益,罗默说,但我们别无选择。与此同时,奥巴马要再次许诺对公共设施和科研教育的投资,因为这是提高我们长期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准的源泉。

  最后,奥巴马要实事求是地向全国人民说明,仅仅减少政府花销是不够的,提高税率在所难免。在这方面,富人有能力也应该作更大的贡献。当然,普通美国中产阶级也要为此而付出。房子贷款利息部分减税(对买房子的人有利,对租房子的人不利)、雇主把为员工提供的福利作为花销减税(对大公司有利,对小公司和个体户不利,导致美国医疗体系“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有医疗保险的人过度消费,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消费不起)、为非盈利组织捐款减税(对富人有利,穷人不利)等特殊减税款项(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09页《美国税收制度的弊端与改革前景》)都要取缔。 这些措施不但会增加国库收入,而且会使整个税收体系更加公平高效。 此外,联邦政府还要考虑征收污染税,提高汽油税。这不但会增加税收,而且鼓励发展清洁能源。共和党历来有反对税收的倾向,现在严峻的财政形势会使他们不得不接受高税收势在必行。 奥巴马现在做出长期增收减支的承诺会增加人们对美国长期经济远景的信心,当然也会激怒一些利益集团。奥巴马对付利益集团的唯一办法就是唤起美国人的清醒理智和爱国主义精神。罗默指出,国情报告就是奥巴马向全体美国人沟通的一个契机。

  1月23日国情报告前夕,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得知奥巴马要讲美国竞争力的问题,就在《纽约时报》为此发表文章。他对美国目前在经济方面的挑战有不同分析。他说,美国的问题不是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奥巴马曾经在公开讲话中慷慨陈词,“我们能够竞争得过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 不错,如果美国进口得更少,出口得更多,我们会有更多的工作。但这个办法不能扩大: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做,那么我们就需要再找一个地球,我们大家都出口到另外一个地球才行。如果奥巴马在谈竞争力这个问题时,脑子里想的其实是中国庞大的贸易盈余,那么他就应该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应该减少贸易不平衡,不要借用“提高竞争力”这个幌子。

  奥巴马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Economic Recovery Advisory Board)已经被改名为“就业和竞争力委员会”(Council on Jobs and Competitiveness)。通用电器(GE)的首席执行官Jeffrey Immelt取代了前美联储主席Paul Volker成为这个新委员会的主席。克鲁格曼说,奥巴马这样强调竞争力,容易使人们误解“对公司好的(政策)就是对国家好的”,其实这是两码事。

  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家可以通过裁员提高利润。人们会说,他是个优秀的企业家。但对国家来说,这不是好事。从宏观上说,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就业率很低,公司整体利润却很高。公司个体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区别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克鲁格曼声明,他与Jeffrey Immelt没有任何过结,但是他指出奥巴马委任Immelt的不妥之处。通用电器只有少于一半的员工在美国,多于一半的利润从其他国家得来,他为什么会有动力提高美国的就业?而且GE Capital也是政府救助华尔街、担保私有债务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那么,奥巴马为什么要强调竞争力呢?克鲁格曼揣测,一种积极的解释是:奥巴马想为以政府投资(public investment) 为中心的经济策略(创造就业同时改善长期增长前景)作包装。一种消极的解释是:奥巴马和他的智囊团真的相信,美国经济低迷、复苏脆弱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企业界太严厉了;他们认为减少企业所得税和全面放松管理(deregulation)是必要的。克鲁格曼希望前一种猜测是对的。

  1月25日《纽约时报》专栏记者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也就竞争力发表文章,描述他自己对美国长期经济走势的愿景——21世纪欣欣向荣的美国应该是什么样子? 其中政府的功能又是什么? 谈竞争力的传统说法是: 扩大出口,改革教育,降低企业所得税来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布鲁克斯认为,这样说不足以激励人心,奥巴马对“竞争力”应该有一种全新的解释。

  他建议,奥巴马开篇就谈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20世纪的美国比别的国家有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技术人员——我们占据领先地位。21世纪不同了。新兴经济体参与进国际竞争,人才分布更加分散。所以新世纪的竞争是关于如何笼络人才、如何重新建立组织关系的竞争。美国必须成为世界人才合作网络的中心枢纽。

  在布鲁克斯的愿景中,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中产阶级家庭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美国上大学。有志向的年轻人渴望到好莱坞或硅谷工作。从以色列到印度尼西亚的企业家都到旧金山风险基金市场或纽约股票市场融资。这个世纪里的竞争不是通过提高效率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而更像精英大学之间的竞争:“我们有最高级、最优秀的人才和最和善的价值观,如果你想最好的发挥自己的潜力,你就会加入我们。”

  这种新式的竞争需要“魅力”——吸引人才、聚集人才的魅力。当人与人面对面的合作,人最容易发挥创造力,然后提高周围每个人的技能,有更多的合作,吸引更多的人才,达到良性循环。其实,这就是哈佛大学的实力所在,它已经“形成气候”了(相关文章见《哈佛笔记之二:经济学讲堂内外》第六章第三节《高等教育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区别》)。布鲁克斯认为,拥有最多这样有创造力的热点地带(hot spots) 的国家就会在21世纪占据上风。

  在这种新式竞争下,政府的作用就像大学里的行政人员。校长按惯例住在一个地点最好、最气派的大房子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那只是个形式。校长是形式上的领导,真正的仆人,服务于大学里真正的主人: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因为他们才是真正做事的人。行政人员的作用很重要,但是辅助性的。他们集资、招生、聘用教员、帮助落后学生、还要做市场宣传。行政人员不可能理解或掌握各个系的工作内容,他们的职责是招揽人才、制定政策,建立一个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创造卓越的环境。

  这就是政府在一个创新型经济里的功能。企业家、管理者、执行长官和员工才是经济的实体。政府要创造一个有可能发生卓越的环境。政府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设立有竞争力的税率,可预计的规章制度和平衡财政(fiscal balance,不透支)。税率不一定要最低,但整体环境要最有力于新企业的生长。其次,政府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进来,不能让人才聚集地带称为一个特权繁殖的地带,确保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布鲁克斯说,奥巴马个人就是美国有吸引力的结果和典例——他爸爸就是从肯尼亚来美国上学的学生,他一定理解美国怎样做才最有吸引力。 

奥巴马在国情报告中说了些什么?

  在国情报告中,奥巴马首先承认,我们(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过去两年中为各自的政策立场而大动干戈,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唇舌之战。这实际上是好事,这正是一个民主社会需要的,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但是最近在Tucson, Arizona的枪杀事件(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包括民主党议员Gabby Giffords重伤)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更大框架中的一员,这个更大的框架超越我们之间的不同,比党派和政治立场更重要。我们都是美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都有同样的希望和信念;我们相信那个在Tuscon枪杀事件中去世的小女孩的梦想应该和我们自己孩子的梦想一样被实现。这也是我们国家与其它国家的不同之处。

  为了超越政治分歧,奥巴马强调我们共同的责任。他说,认识到我们都是美国大家庭中的一员还不足以换来一个崭新的和合作时期。以后事态会怎样发展不是看我们今晚能否坐在一起,而要看我们明天能否一起工作。我们能够、也必须超越我们的分歧,因为那是让我们来华盛顿的选民对我们的期望。我们面临的挑战重于党派之间的政治。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有新的就业和企业?人们努力工作是否能得到适当的回报?我们在世界上是否还能保持领导力,使美国不仅仅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世界的一个灯塔。

  经济危机过后两年,股市回转,企业利润上升,经济开始复苏,但这不是我们度量自己成绩的唯一标尺。我们还要看有多少就业,还要看这些就业意味着怎样的生活质量;还要看小生意人是否看到变强、变大的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多大的可能比我们生活得更好。这就是美国人民让我们来华盛顿一起工作的目标。去年12月,我们通过了保持小布什政府减税的政策,美国人的税后收入会高一些;每个企业可以把今年的投资全部作为花销从总收入中减去(用税收政策鼓励投资的办法之一,利弊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16页《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

  然后,奥巴马进入“竞争力”这个话题。技术革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前有1000员工的钢厂现在雇佣100人就能做同样的工作。任何公司可以在任何有因特网连接的地方建立分店、雇人销售等等。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已经参与了竞争。他们更注重对科研和技术上的投资;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更早,更持续,更强调数学和理科教育。最近,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太阳能研究基地、快速计算机研究基地落户在中国了。

  奥巴马一方面要整个国家意识到危机感,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他说,即使那些预计美国走下坡路的人也必须承认,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最繁荣的经济体。我们拥有最多的成功公司,最多发明创造的知识产权,和最吸引外国学生的大学。我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于一个思想上的国家(founded for the sake of an idea)。 这个思想就是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和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移民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要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学生不仅要记住公式,而且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想?你想怎样改变世界?你长大后要成为怎样的人?”未来不是任何人给的礼物,未来要靠我们去努力创造。这意味着牺牲、意味着奋斗。具体来说,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首先,我们要鼓励发明创造。我们无法预计下一个增长行业是什么,以后的就业从哪里来,但我们可以帮助点燃人们想象和创造的火花。与其它国家相比,这是我们的长处。在美国,创造不仅仅改变我们的生活,创造的本身就是我们赖以生活的源泉。因为基础研究对公司来说没有利润,所以历史上政府一直在这方面资助做前沿研究的科学家。

  正是这些长期投资和浇灌,孕育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因特网、计算机芯片和GPS等重大突破。这些突破带来了从生产到销售链条中一系列的好工作。现在我们要加大对生物工程、信息技术和清洁能源的投资,这对国家安全和保护环境都有好处。奥巴马例举国家帮助贷款的小型能源公司(一个制造太阳能屋顶的小公司)的成功案例和其他节约汽油的新发现。他倡议国会取消对石油公司上亿美元的税收补贴,应该把对过时的能源的补贴用于对未来能源的投资。在2035年之前,要让80%的美国电力从清洁能源中来。

  其次,我们要更好的教育孩子。在今后十年中,将近一半的新工作都需要有高中以上的文凭,但是我们有四分之一的学生不能从高中毕业,数学和理工科的教育落后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家庭的作用与学校同样重要:是家庭最初让孩子热爱学习;是家长关上电视,确保孩子每天完成作业;是家长教育孩子,成功不是搞关系的结果,而是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太多的公立学校对学生没有高标准、严要求。为此我们出台了“竞优”的项目(Race to the Top):只要学校有提高教师质量和学生成就(achievement,不是成绩)的带有创新精神的计划,我们就给予资金支持。提高的标准不是由华盛顿制定的,而是由各州州长制定的。改革不是从上至下的命令,而是地方上的老师、校长、校委会和社区共同努力的结果。奥巴马又例举成功学校案例。在今后十年中,我们需要10万数学和理工科方面的新老师走上讲台。我们要养成尊敬老师的社会风气,奖励那些好老师。奥巴马对那些当时听讲演的年轻人说,如果你想改变我们的国家,改变一个孩子的生活,那么就成为一个老师吧——你的国家需要你这样做。

  当然,高中不是教育的结束,高等教育要“人人可及”(within the reach of every American)。奥巴马请求国会批准为四年大学学费提供1万美元的税收补贴。我们要为社区大学重新注入活力。奥巴马例举一位55岁的妇女在北卡州一个社区大学重新塑造自己的经历(reinvent herself)。这位妇女从18岁就在一个家具工厂工作,直到工厂关门。她在社区大学里学习生物工程,打算进入新的领域,开始新的生活。她说,她要为自己的孩子追求各自的梦想树立永不放弃的榜样。

  再次,我们要再次投资于公共设施,重建美国。我们在公路、铁路、机场设施、因特网覆盖面等方面已经落后了。我们要在这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建设高速铁路,缩短交通时间。在今后五年中,我们要让98%的美国人能上高速网络,让整个美国进入数字时代;让美国中部的农民和小生意人在世界范围内销售他们的产品,让学生通过长途授课进行学习,让病人在网上与医生沟通。我们要减少阻碍企业成功的障碍,取消税收政策中的漏洞,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同时还要不增加国债。在2014年之前,我们要实现出口翻一倍。我们与印度、中国和韩国的贸易协议会增加几十万的就业机会。

  对于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奥巴马是这样描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政府一直在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政府一旦发现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就马上纠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食品是安全的,水是清洁的,空气是干净的;我们限制高速公路上的车速,设立童工保护法。去年我们又立法,在信用卡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面前保护消费者权益。

  任何法律都有改进的余地。医疗法案PPACA也不例外。奥巴马不愿意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他说,“我愿意与所有议员合作改进其中的不足,但我不能同意保险公司因为已有病情而拒绝他们上医疗保险的要求。所以与其把PPACA推倒重来,还不如解决其中的具体问题(例如减少小公司报告程序等)。”

  直到讲演尾声,奥巴马才直面政府赤字的难题。他说,每个家庭每天都要生活在收入范围之内,他们理应有一个支出在收入以内的政府。奥巴马建议在今后五年中,冻结政府总开支的增长。这会在今后十年中减少赤字4千亿美元,使政府可控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在Social Security, Medicare和Medicaid的以外的政府支出)占经济的比例降低到自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1961)以来的最低点。具体来说,在今后两年中冻结所有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减少奥巴马非常热衷的支持社区活动的项目资金;国防部部长也同意减少几百亿美元的军事费用。这些只覆盖了政府总预算中的12%,是远远不够的。国有医疗消费(Medicare和Medicaid)是政府长期赤字的主要原因。去年制定的PPACA法律就是要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减少开支。奥巴马表示,愿意考虑共和党的建议,改革医疗事故法(malpractice),阻止敲诈医生的诉讼。他还说,如果我们真正关心政府赤字,我们就不能继续延长对收入最高的2%的人减税。这不是“惩罚”成功的人,而是帮助美国更成功。

  和哈佛校长福斯特的讲演一样(详见《哈佛笔记》专栏,2009年校长毕业典礼讲演《大学的三个原则》),奥巴马强调,我们要想的是:做同样的工作,什么是可有可无的。在削减开支的同时,我们还要确保不损害弱势群体利益。我们要减少的是“赘肉”而不是“肌肉”。最容易被裁减的是对科研和教育的投资,但这对长期是不利的。

  我们要改革政府,使其更低廉而高效。很多议员曾经提议要简化税率,我愿意加入他们,支持这个主张。我们要出卖多年不用的政府大楼,然后机构重组。我们要重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人们要知道他们上缴的税是怎么花的,民选官员在何时与特殊利益集团见面等信息。白宫已经把这些信息都放在网上,奥巴马希望国会议员也这样做。21世纪要求我们改革创新并承担责任。

  然后,奥巴马综述美国在外交方面的成就和挑战。就像商务可以跨国界流动一样,我们在外交方面的挑战也是跨国界的。哪里有敌人,我们就要在哪里战败他们,建立跨地域、跨种族、跨信仰的联盟。伊拉克战争就要结束了,有10万美国官兵即将光荣撤出伊拉克。当然,al Qaeda(基地组织)和他们的同伙仍然在算计如何攻击我们,在我们境内制造暴力。我们的情报人员和警卫人员随时都在瓦解他们的阴谋,显示我们社区的强大,我们对法律的尊重和对美国大家庭中穆斯林人的信任。我们也在阿富汗与al Qaeda作斗争,缩小他们控制的地盘。今年我们会与将近50个国家合作,帮助阿富汗政府自己站起来。我们计划从7月开始逐步撤回我们的队伍。我们积极与其它国家合作,严格控制核武器扩散,确保这些危险武器不落在恐怖分子手中。由于我们外交上的努力,伊朗面临愈加严厉的制裁。在朝鲜半岛,我们与盟友南朝鲜合作,坚持北朝鲜履行放弃核武器的承诺。与我们的欧洲盟友一起,我们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重新注入活力,从防恐到导弹防御我们都在合作。我们重新建立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加强了与亚洲盟友的关系。三月份,奥巴马会出访南美,建设新的联盟关系。纵览全球,我们与那些负责任的政府站在同一个行列——帮助农民多产粮食,鼓励医生关爱病人,与那些抢夺人民应有的机会、侵蚀社会的腐败做坚决斗争。我们就是这样让世界向着我们希望的和平和繁荣的方向发展。

  最后,奥巴马回到更大的框架——民主的复杂性和优越性,以及世界人民都憧憬的“美国梦”——让选民感到作为美国人的骄傲和无限的可能。奥巴马说,我们的国家区别于其它国家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实力,而且因为在“实力”背后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所追求的价值活在世界所有人民的心中。我们不能忘记承担这些义务、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美国军人。让我们坚定地支持我们的军人,就如同他们为我们服务得一样好:让我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机械设备,给他们应有的福利待遇,让退伍人员重新投入到国家建设中。

  对前面的路,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改善教育,改变能源使用方式,减少赤字——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容易的。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而且我们还要为每一件事争论——成本、细节,以至于每一个用词都要争论。我们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了。一些国家没有我们这么多的争论。如果他们的中央政府要建一条路,无论要拆多少房屋,这条路很快就能建起来。如果他们的政府不喜欢某个报纸的某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就不能再写。“即使我们的民主运作这么杂乱无章,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议员愿意调换自己的位置到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我们会有不同政见,但我们都相信宪法里规定的那些权利,无论你从哪里来,无论你的宗族信仰,只要你努力,就有无限可能,相信美国是一个充满任何可能的国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可以站在你们面前,为什么一个从工人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可以成为美国副总统,为什么一个从打扫他父亲的酒吧地板的人可以成为众议院发言人(Speaker of the House)。正是这个梦想使很多小生意人,小生产主和很多普通美国人重新投入,再次发展、重塑自己。”奥巴马再次表彰小企业做大事的例子,说明“我们能做大事”。从我们建国之初,美国就是一个普通人敢梦想的国度。这就是我们如何赢得未来。

  奥巴马最后再次定义: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我可能没有多少钱,但我有一个成立公司的好主意;我可能不是从一个白领家庭出生,但我要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可能不认识那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但我想帮助他们,我愿意努力;我不知道怎样能把世界变得更好,但我相信我一定能这样做,而且世界也一定会变得更好。我们的这个信念经久不衰。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我们的未来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才能强大。 

怎样看待奥巴马总统的国情报告?

    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奥巴马在国情报告中表现的谨慎智慧,政策宏图既有改进,又有连贯性;既实际,又超越;既具体,又抽象;从多方面达到了完美结合。这正是中国儒家所崇尚的“至中和”的境界(2009年底奥巴马在获诺贝尔 和平奖后的讲演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既含有矛盾,又和谐统一。

  美国政治气候如此分化,财政赤字挑战如此艰巨,奥巴马还能找到一些有共识的中间地带,从此入手建立两党之间的相互信任,为解决长期问题打下基础,这实属不易。他着眼于提高美国未来长期经济实力,主要讲教育改革、公共设施投资和科技创新,并没有迫不及待地为减少失业率而特意制造项目浪费钱。

  奥巴马使共和党相形之下显得危险和不稳定。他说提高公立学校教师工资,为提高长期人力资源打基础,显得积极乐观,而共和党只会说全面紧缩,弄得人心惶惶。虽然美国债务沉重,但其他发达国家并不比美国强。日本和欧洲的债务问题更严重。从世界资本市场看,美国债券仍然很受欢迎。美国距离债务危机还有相当的距离,只要在财政上稍微注意一下节支增收就可以了。

  激进的人认为,奥巴马太缺乏魄力了,在棘手的问题上“抹稀泥”。他不敢让美国人从全方位做出牺牲,而是把这个真正的主题掩藏在呼唤美国人发扬团结一致、积极乐观的语言上。这儿一点儿税收补贴,那儿一点儿节省支出根本解决不了美国财政的根本问题。今年美国赤字会创历史新高,1.48万亿美元,在8年内,美国国债会达到GDP的90%。仅仅是利息就需要占用1万亿美元的税收。奥巴马在国情报告中说,政府冻结支出增长会在今后十年中节省4千亿美元,但没有说在这十年中,政府要花45万亿美元。即使奥巴马自认为成功的医疗体制改革(PPACA)也没有铲除能使国库破产的体制上的“病根”(详见《哈佛笔记》专栏中美国医改系列)。现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看谁能最先解决“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的问题。奥巴马谦和的语气意味着把领导大权让给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如果没有大刀阔斧本质上的改革,希腊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

  奥巴马当然知道美国财政的严峻,但他毕竟是在职人员,不是某个智库里张口就说的学者或研究人员。他说话要负责任,要考虑政策可行性和政治后果。现实是:选民不会接受任何消减福利的(Social Security, Medicare和Medicaid)的政策主张。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不敢这样做。奥巴马到底是像共和党指责的那样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保持现状的人”,还是实际的成熟的中间派,取决于你对政府作用的不同定位和对美国债务问题严重程度的不同判断。

  此外,还有人对奥巴马在国情报告中的具体论点评头品足。Clive Crook 在1月31日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责奥巴马搞错了创新与就业的关系。他说,很多时候技术创新取代了就业;鼓励技术创新和提倡就业经常是矛盾的,而奥巴马在讲演中却把二者混为一谈。Crook还说,提高生活水准的根本在于提高生产效率(productivity increase)。 这不是要展示炫耀最先进的技术,而是要积累资本、传播知识,在新技术打破传统生产方式的时候,政府要帮助受负面影响的人渡过难关。提高生产效率说到底是要把枯燥乏味的事情做得好,做得扎实到位。这是对美国长期经济前景的不同希冀。

  哈佛大学宏观经济教授曼昆在2月12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责奥巴马零和游戏的世界观。在国情报告中,奥巴马多次用到“赢得未来”(winning the future)这个口号式语句。怎样才能赢得未来呢?他的办法是变得更有竞争力。怎样才能更有竞争力呢?奥巴马讲话中隐含着的意思是把别人(别的国家)比下去。这种世界观意味着,别的国家强大就是我们的威胁。曼昆说,事实并非如此。

  他引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原理说明,只要贸易双方是自愿的,双方都会从中得利,不存在谁是输家的问题。所以贸易的对方不是我们的竞争对象,而是我们的贸易伙伴;他们愈加富裕不是建立在我们愈加贫困的基础之上的。一般来说,贸易的结果是双赢的局面。当然,这里也有特例。如果有的国家不尊重知识产权,无偿剽窃软件,那么这应该被看作偷盗行为。如果他们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使大气变暖,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干涉。但是曼昆说,这些特例不应该让我们把国际经济关系看作敌我关系。曼昆的这些观点与他在做小布什总统经济顾问的时候(2001-2003)完全一致(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一书第11页《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中美贸易观》)。

  国情报告可以有多种版本,各自代表对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不同解读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愿景。总统要选择最代表他意愿的版本;当然更重要的是选择与他的思想最接近的人为他工作,起草不同场合的各种讲演。总统在台上一小时的讲演凝聚着多少人在台下多少小时的深思熟虑和字斟句酌。即便如此,唱反调的人还是大有人在,众口难调。领导就是要在一盘散沙中凝聚一股力量,艰难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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