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者的质疑

在3月31日《金融时报》里，有三封读者来信是关于格林斯潘前一天发表的评论员文章的。这些信无一例外都谴责任期长达18年半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1987年8月到2006年1月），认为他对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是篇幅有限的原因，这些来信仅仅表明读者反对格林斯潘的立场，并没有展开阐述他们的理由。

与此不同的是哈佛学国际经济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他对格林斯潘的观点有具体的批判性见解。库珀对格林斯潘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认可程度一直都很高。很多人指责格林斯潘在2003-2004年间把美联储基准利率压得太低，时间太长（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99页《格林斯潘为何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但库珀基本赞同格林斯潘的立场。他说，即使他自己是美联储主席，他可能仅仅比格林斯潘提前五六个月提升利率，不会像大多数经济学家那样更早就提升利率。在通胀与就业的权衡中，库珀相对来说更重视就业，对通胀的容忍程度相对高于大多数经济学家。他倾向让经济有充分的时间增长，不应该像一部分人那样——当经济稍微一增长就担心通胀。他认为，一定限度的通胀对发挥经济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

库珀也赞同格林斯潘认为金融监管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不错，监管人员只能看见“冰山的一角”，他们不能、也不应该企图看见冰山的全部，因为如果那样，整个系统的效率就太低了，没有活力，容易变得死水一潭。每隔几年一次危机正是纠正系统中矫枉过正的因素的大好机会，但任何政府机构不应该企图完全杜绝危机（有关库珀的见解，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273页《不信偏见的经济学家：库珀解读经济热点问题》中《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美国长期通胀前景》《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和《高管薪酬的改革策略》等章节）。

大范围金融监管弊大于利吗？库珀一贯避免一概而论，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到格林斯潘在文章用的五个例子，库珀一一评价。第一点库珀与格林斯潘相同，都认为多德-弗兰克法案不应该要求资产评级公司对自己的评估承担法律责任。任何投资决策应该是投资者（投资机构）自己的独立决定，别人的作用只是提供建议和咨询，不能替代投资者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

第二，多德-弗兰克改革法案要求银行减少征收与借记卡有关的零售费；银行抱怨说，无法赔本为终端零售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库珀对这个理由深表怀疑。事实是，对任何影响银行增加收入的规定，银行都会怨声载道。但立法人员不能因此而放弃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改革。借记卡与信用卡不同，消费者在用这个卡消费时，费用直接从消费者的银行帐户里扣除，银行风险很小。即使消费者透支，银行还收取高额利息。即使银行对借记卡用户不收其他费用，银行也未必在赔本做生意。银行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

第三，关于部分外汇衍生品市场有可能离开美国境内的说法，库珀说，这要从外汇衍生品市场收集一些数据才能判断这个法案对这个市场影响的程度。外汇交易与外汇结算是两个不同的程序。交易场所与结算场所由于时间差的关系很可能是跨地域、跨国家的不同城市。多德-弗兰克法案到底会影响哪一部分生意，影响的程度如何目前还不是很清楚。纽约市市长可能非常关心金融业为纽约创造就业的影响，即使这些就业会导致更大范围的负作用。但是国会的立法人员和政府官员要超越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他们关心的范围更大，需要平衡的关系更复杂，保护金融产业的利益肯定不应该是首选。

第四，格林斯潘说，这个法案有很多对交易员自营帐户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的规定，这些规定会使美国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库珀反驳，用“竞次”的逻辑（生意会跑到法律最宽松的国家去）为理由来反对某项法律的设立，来保障某个行业的利益已经被滥用了。我们应该——也一定要——设立我们认为正确的法律，同时联合其他国家，确保私有经济运行的法律环境在国家与国家间的一致性，不给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利用政策差异投机的余地。至于英属的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等国际资本的避风港，美国应该把类似问题作为经济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与英国政府直接洽谈，协调私有经济运行的法律环境，就像我们在建立反腐败法中的跨国合作一样。

第五，对于银行高管层的超常收入，库珀有不同看法。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手里把握着那么多对银行利润有很大影响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真的像格林斯潘说的那样根他们走——某个高管走到哪家银行，生意就到哪家银行——那么这些客户应该担心他们付给银行的费用太高了：他们在聘用银行时，不是在看哪家银行给他们的价格最优惠，而在选择与他们打交道的人。 这与他们各自的公司利益（银行客户的公司利益）背道而驰，那么客户在他们各自公司的职位就不会长久。如果他们在从与某家银行高管的生意交往中谋取私利，那就是渎职，就会触犯公司规定和有关法律。

库珀说，银行高管与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创业家（谷歌、微软的创始人）有本质区别；他们要更本分、更尽职，而不是制造耸人听闻的娱乐或商业新闻；在银行业，我们不需要“明星级”领袖；我们需要稳定的、运转有效的银行体系。这是不是意味着，金融创新不利于稳定呢？

库珀说，这要看是怎样的创新，不能一概而论。过多的、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不是件好事。而资产抵押金融产品（ABS）本身是件好事，因为它加快了资金运转，衔接了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使资金运转更高效。2008年金融危机不能诋毁ABS本身的作用和价值，只是各个金融机构在房贷抵押产品（MBS）方面做过头了，转手次数太多，再加上借贷的杠杆效应，危机才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银行业高管的收入过高，职员的平均收入都高于很多其他行业，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配置扭曲。 这次危机以前，哈佛大学每年大约一半的本科毕业生都去金融业工作了。这不是最合理的人才配置。哈佛大学另一位国际经济学家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危机前好几年就说，金融产业太大了，不可持续（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234页《哈佛专家解读金融危机》中《利润过高的金融业》一节）。库珀很赞同这个观点。

关于格林斯潘在文章最后提出的问题——金融业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库珀回到对金融创新和高管薪酬的看法。金融业有一定的增长是好事，但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在美国，金融业占GDP的比例从1947年的2.4%增长到2008年7.4%，再到2009年的7.9%。在中国，这个比例从1981年的1.6%增长到2009年的5.2%。这是不是最优资源配置？库珀的直觉是否定的。

2. 众议院议员的质疑

4月4日在华盛顿国会山代表麻州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弗兰克（Barney Frank）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毫不留情地抨击格林斯潘的观点。他的题目分外鲜明：《格里斯潘是错的：我们能够改革金融》（Greenspan is wrong: we can reform finance）。他对格林斯潘束手无策的态度表示惊讶和愤慨。

自从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在国会通过，很多人各抒己见，从各个方面建议如何改进这个法案。但在格林斯潘发表文章之前，还没有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说，我们不该改革金融系统。只有格林斯潘独一无二，认为我们根本不应该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在格林斯潘眼里，现代跨国金融体系是如此复杂、如此不透明，以至于立法人员和政府官员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显然，格林斯潘没有从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吸取金融立法和监管松懈的教训，而他在美联储的前任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和后任伯南克都呼吁金融改革，并帮助设计新的游戏规则。如果格林斯潘认为，金融监管人员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那么他领导下的美联储就真的只能看见冰山的一角——你的预期就是你得到的现实（self-fulfilling）。现代科技可以使我们跟踪数以亿计的金融交易。如果我们选择不跟踪交易、不披露信息，那么这只能说明我们不愿意这样做，而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这样做。

多德-弗兰克法案为那些“大得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提供了自我解决的办法，不让他们再像雷曼兄弟那样危险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这个法律还为监管人员提供法律依据，让他们有权力在金融系统防微杜渐，有能力在危机到来之前就采取行动，防止危机出现。这个法律对公司自营帐户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的交易大小、杠杆比率、资本金充足率等都有规定，大大减少了整个系统的风险。

对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这个法案也有规定。新设计的“压力测试”、政府新成立的金融研究机构以及其他原本不在监管范围之内的对冲基金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办法等等，都是要让一直以来模糊不清的金融市场变得透明，要让所有资本在监管面前无处可逃。

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是：房屋贷款人和最终提供资金的投资人的距离太远；房贷被切割、打包、包装的次数太多，以至于直接发放贷款的人在这个链条中间没有自身利益，导致本来买不起房子的人成为房主。这次金融改革让这个链条中所有的人都有切身利益，不能不负责任的放贷。这些规定和“巴塞尔第三期”（Basel III）的要求加在一起会进一步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弗兰克引用英国金融监管者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的话：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太大会导致生产资料错误配置，酝酿投机，制造危机，降低生活水准和生产效率。但弗兰克也承认，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与经济发展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的确值得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