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道理上说，年龄越大的人越有经验，越关注自己退休生活的经济来源，参加401（K）计划的动力越大；从宏观上说，参与率就越高。对员工来说，推迟纳税、公司搭配资金都是不占白不占的大便宜。但事实是，这个计划的中老年人参与率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高。莱布森和同行研究了七个公司的数据，发现有一半以上59岁半以上的员工没有从401（K）这个体系中得到他们应有的福利。这是否因为他们没有最基本的理财信息和知识呢？

　　行为经济学家进而研究大公司对职工设置普及金融理财知识等讲座或学习班的效果。他们发现，这些讲座和学习班对员工选择理财方式的影响并不大。即使当有关选择基金投资的数据（例如各个资金的费用和回报率等）都放在一个简单的表格加以比较，用高中生的英文水平加以解释的时候，大多数参加调查的人的理财选择还是一如既往地非理性。

　　所以，在莱布森眼里，信息披露、说服教育的力量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有限的；人有太大的惯性、惰性和非理性。以至于学生多听一个讲座，少听一个讲座；多学一门课，少学一门课，从长远来看，对这个学生生活的整体而言没有多大影响。莱布森甚至怀疑学生花四年时间上大学的意义有多大？他承认，他的看法消极悲观。他明确说，他不想打击学生上学的积极性。但事实是，我们平时常见的“提供信息”“提供建议”等这些说辞都是空话，人们根本听不进去。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莱布森对人性的理解近似圣经上说的，人是不可救药的，不可能变得真正美好，人都是有罪的。

　　既然人不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那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体系的设计者到底应该允许人们享有百分之百的自由，还是应该利用既定方案（default setting）引导甚至限制人们的选择？如果是后者，那么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为代表的“保姆国家”（nanny state）或“家长式国家”（paternal state）就有一定的合理性。至于国家是否应该什么都管，管多少合适，应该替你做多少个人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个人自由，就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了。

　　既然信息、教育不是决定一个人行为选择、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什么才是呢？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人呢？莱布森总结道，经历和经验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一个从高收入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与一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因为家庭生活环境和条件对孩子的影响是长期深入的、潜移默化的。孩子的智商和生活态度对他今后的发展也起很大作用。这里很多因素是天生的，不可控制的。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智商和家庭背景，但可以选择自己的经历。经历越多，经验就越多，就越有可能聪明智慧。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