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莱布森让学生玩一个著名的游戏（the Ultimatum Game）：任意选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让他们分10元钱。其中一个人是出价的人，他选择给另一个人多少钱，给自己留多少钱。另一个人选择接受不接受这个分配比例。如果第二个人选择不接受，那么谁也别想得到这10元钱，两个人的福利和原来一样，没有任何增长。如果他选择接受第一个人分钱的方法，那么两个人的福利都会有所增长（虽然增长幅度不同，除非第一个人选择与第二个人平分这笔钱）。

　　莱布森问学生的问题是：如果你是第一个人，有分配钱的权力，你最多愿意给第二个人多少钱？如果你是第二个人，只有接受不接受分到你手里的钱的权力，你愿意接受的最低限度是多少（如果低于这个限度，你就拒绝，那么两个人谁也别想拿到这10元钱）？

　　这是一个适用于很多情景的话题。例如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如果合作成功，双方都获利。如果一方认为贸易好处分配不均，从而拒绝合作，那么谁也别想从贸易中获得任何好处。如果效率第一，无论好处分配得多么不公平，双方整体的经济“饼”还是通过贸易做大了。如果公平第一，那么即使“饼”不做大，双方也要保持利益均等或保持现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别很大程度上也在这里。

　　2007年，哈佛宏观经济学家曼昆（Gregory Mankiw）在哈佛最大的桑德斯礼堂上“经济学原理”课的时候，当场拿出10张面值1美元的钞票，从几百名观众中任意找两名学生上台玩这个游戏。第一个学生出价1美元——自己保留9元，让给别人1元。第二个学生为了不空手而归，竟然接受了这个分钱的办法！这10元钱在玩游戏人的眼里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如果因为分配不公就拒绝享有部分10元钱的好处，从绝对个人利益说是不划算的。 曼昆当即把钱分给这两个学生，并对第二个学生幽默地说，“你可以成为经济学家了。”在经济学家眼里，经常是效益第一，公平第二；他们认为，那些把公平看作第一位、效率第二位的人都是处于嫉妒，才失去了理性判断的能力。

　　桑德斯礼堂上的现场表演是个例，现在让我们看看莱布森课堂里学生的均值。每个学生都把答案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交给助教。助教分析数据的结果是：愿意分给第二个人最多的钱的均值是3.61美元，愿意接受最低的钱的均值是2.34美元。在更大范围的实验数据分别是4美元和2.5美元。哈佛经济课里的实验数据分别稍微低于平均数据。这说明哈佛的学生更理性、更自私。这里有“选择偏见”（selection bias），也有“训练偏见”（treatment bias）。哈佛学生平均来说都更理性、更自顾自，否则被录取的可能性就很小，这是选择偏见。大多数经济课的训练也会使你更理性，更关注自己的福利变化，不管他人怎样，这是训练偏见。

　　大量实验表明，对第一个人来说，最佳分配方案是让利3到4美元之间，以增加自己保住6至7美元的可能性。还有实验表明，如果第一个人是独裁者，他让利的均值只有2元，即20%。如果这个游戏不透明，也就是说，人们不知道第一个人到底有多少钱，或有没有钱，那么第一个人让利的均值就降低到6毛钱，即6%。第一个人很有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私吞了，反正其他人也不知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性。还有学者设计更复杂的实验，模拟人们的报复心理等等。总之，行为经济学家在尝试各种方法摸索能解释人们偏好的最精简的规律。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