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危机都是换汤不换药，其实质和经历都大同小异。通过研究过去八百年的金融历史，两位学者发现，由银行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比其他类型的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要长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9月中旬，人们对美国经济形势的看法并没有因为奥巴马总统9月8日在国会山慷慨激昂的讲演而统一口径。共和党领导人没有立即全面否定奥巴马倡议的《美国就业议案》，而是措辞严谨地为以后的角逐和妥协打下伏笔：“虽然我们看法不尽相同，但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这样的措辞进可攻，退可守，无懈可击。

　　政治上相互不服的明争暗斗是残酷的，财政上的加减乘除计算出的数字是冷峻的。真情实感和道义责任在冷酷无情的现实中显得微不足道。股市和美元继续疲软，加上欧元危机的笼罩，美国国债继续受青睐。美国保守派仍然责备政府政策多变，恶化投资环境，导致人心惶惶；自由派仍然觉得政府改革的步伐不够大，行动不够坚决果断，对共和党让步太多，以至于最终的结果不过是抹稀泥而已。简而言之，一切如往。

　　但是工作还要继续。为了兜售《美国就业议案》，也为了给明年总统大选铺路，奥巴马踏上旅途，深入选民。在过于一周中他已经走访了总统大选中的关键地带：俄亥俄州（Ohio）、北卡州（North Carolina）和弗吉尼亚州（Virginia）。奥巴马试图利用推销这个议案为契机，为他的总统任期重新注入活力。

　　《美国就业议案》的实质是44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削减2450亿美元的人头税（payroll taxes, 员工方面减1750亿，雇主方面减700亿)和其他方面的减税增支（例如延长失业金期限等）。奥巴马在讲演中保证这项计划不会增加财政赤字。那么这些钱到底从哪儿来？

　　奥巴马一贯主张通过改革税收政策上漏洞（取消富人常用的tax expenditures, 为非盈利组织捐款抵税，房子贷款利息部分减税、公司为员工上的医疗保险减税等等），让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大石油公司、对冲基金等利润丰厚的公司多缴税，同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Social Security 和Medicare）。社会保障体制是根据国会制定的法律而执行的，属于政府财政中的不可控花销（non-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s，具体运作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25-133页和《哈佛经济学笔记之二》第二章，第55-92页）。

　　创造就业和减税不但不能增加赤字，还要为长期减少赤字作贡献。奥巴马计划，在今后十年中财政赤字要减少4万亿美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少吃）草”就是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除了减税在共和党中比较受欢迎以外，其他政策措施都会在国会山争议非凡。奥巴马在巡回讲演中把国会山议员们面对的取舍选择浓缩为一个简单而清晰问题：我们应该把那些大公司的利益放在前面，还是把有可能被裁员的教师的利益放在前面？

评论奥巴马

　　可是现实没有这么黑白分明。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巴罗（Robert Barro) 9月10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责正是政府这种忽快忽慢、忽软忽硬的经济政策导致投资前景不明，人心惶惶，结果是个人和企业都推迟投资、谨慎消费，经济低迷。巴罗说，以前三年政府通过庞大的花费和赤字来挽救危机，辅之以美联储的低息政策，效果令人失望。他曾经支持2008-2009年的财政刺激的计划，但是从此留下的赤字和债务已经不允许再次用赤字来走出重围。巴罗主张，完全取消企业所得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税。具体来说，他有六项建议：推迟符合领取社会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年龄；取缔“税收花费”(tax expenditures，指房子贷款利息部分减税，公司为职工购买的医疗保险减税等允许人们名正言顺的减税的规定)；降低纳税人边际税率；取消前三年财政刺激计划中不合理、不明智的花销；实施消费税（例如增值税，美国目前是唯一没有增值税的发达国家）；完全取消企业所得税和遗产税。其中前三项建议与2010年Bowles-Simpson减少赤字委员会的建议吻合；后三项是巴罗的个人想法，争议非凡，经济学家没有共识，甚至有人说根本不可能。但巴罗相信，危机正是使“不可能”变得“可能”的好时机。

　　巴罗的观点与哈佛大学宏观经济教授曼昆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在9月10日《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曼昆也主张减少公司所得税以鼓励投资。他说，投资是在GDP波动最大的组成部分。想要经济增长，就要鼓励投资；想要投资增长，就要让企业看到需求前景；要想需求前景好，就必须有经济增长势头。这就是良性循环，物理学家称其为“positive feedback loop”。 在这个循环中，从哪里入手才能打破恶性循环呢？曼昆一贯注重投资，主张从鼓励投资入手，同时鼓励自由贸易。他认为，鼓励投资是对经济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都有好处的政策。

　　在其他场合，曼昆指出，奥巴马在讲演中引用美国富翁巴菲特的话是以偏概全。巴菲特指责美国税率不公平的语言需要恰当的分析。巴菲特在2007年对当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说，他的个人在2006年平均税率是17.7%，而他的秘书的税率是30%，所以美国税制需要改革。熟悉美国税收政策的曼昆推测这个差距为什么是可能的，并解释为什么这个现象没有代表性。

　　在巴菲特的个人收入中，投资利息和股票分红占很大比例，而这些收入的税率是15%，远远低于他个人劳动收入（工资、奖金等）的边际税率35%（这是美国收入最高的人的最高边际税率）。因为他的劳动收入在他总收入中的比例很小，他的平均税率就有可能是17%左右。而他秘书的个人收入组成比例与他相反，所以平均税率会远远高于他。曼昆继续说，巴菲特这种现象在美国富人中并不普遍。有研究表明，在美国收入最高层，即0.01%的美国人中，资本收入（利息、股息等）占他们个人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从1929年的70%降低到2004年的25%。这说明，美国富人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个人劳动，他们的财富是自己创造的。曼昆说，如果你想象中的美国富人形象是在自己的游艇上悠闲地度过下午的人，那么你的想法早就过时了，游手好闲的富人早已被辛勤工作的富人所取代。

　　与巴罗和曼昆立场相左的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克鲁格曼是自由派经济政策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奥巴马在承认美国国债不可持续的时候，就输给共和党人的思想框架一大半了，以至于华盛顿的政策辩论是以减少赤字为中心展开的，而不是以扩大就业展开的。克鲁格曼认为，在短期内过度担心美国债务问题是误入歧途。他赞扬奥巴马在讲演中大胆坚定地推出这个增加就业的议案，重新把扩大就业放在制定所有政策中心位置。他说，虽然4470亿美元不足以扭转乾坤，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make a difference）。

　　《纽约时报》另一位专栏记者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右的一类。 他不极端，理智且温和，是“兼听则明”的典例。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语言天赋使他在业界享有盛誉。布鲁克斯对任何扩大政府功能的行为都持谨慎怀疑态度。9月初他写专栏，罗列政府花巨资支持清洁能源政策的失败实例，说明政府只能“搭台”，不能“唱戏”。他说，这么多钱与最后在清洁能源领域里增加的就业完全不成比例，有些收到政府资金支持的清洁能源企业反而把一部分生意挪到中国或其他国家去做，有的企业甚至倒闭关门。对奥巴马9月8日的讲演，布鲁克斯仍然持怀疑态度。按照奥巴马倡议的《美国就业议案》，政府会为那些雇用新员工的企业减税，那么如何区分这些新就业是因为这项新政策而产生的，还是本来就会增加的呢？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议案的后果只能是减少税收和增加赤字。但是布鲁克斯在文章结尾却笔锋一转：如果让奥巴马这项议案胎死腹中的后果是经济第二次探底，那么他还是希望国会能通过这项不完美的议案。

　　企业界人士想法也有意思。投资公司黑石集团总裁及创建人之一史沃斯曼（Steve Schwarzman) 9月12日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一方面表示自己对经济形势担忧，另一方面表示愿意在纳税方面为经济复苏作贡献。他说自己25年来投资企业、与企业紧密接触的经历表明：企业扭亏转盈要有三个必要条件：1）对现实客观清醒的认识；2）果断坚决的行动计划；3）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团队。虽然国家比一个企业要复杂得多，但这三个条件同样适用。问题是，美国目前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任何一条。对国家财政赤字的危害程度都没有共识，更不用说齐心协力的领导团队了——国会山众说纷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史沃斯曼倡议在思想认识上形成统一战线（united front) ，在责任义务方面共同分担 (shared sacrifices)。他表示愿意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同一天的《金融时报》里，专栏记者Clive Crook赞扬奥巴马主动坚定地向国会发出明确的政策建议和号召。他说，即使奥巴马的议案最终不能全部通过共和党主掌的国会，这也是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一步。Crook指责奥巴马在上任的前两年，国会还在民主党手中的时候，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让国会有过多的决定权，以至于去年（2010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失去江山。在奥巴马任总统第三年末的时候，他终于选择了主动出击。这是好事。如果奥巴马从上任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主动坚决，或许经济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经济复苏迟缓使人们经常提到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这次不同了》（This Time Is Different）。这是由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罗高夫（Kenneth Rogoff）和马里兰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赖茵哈特（Carmen M. Reinhart）合著的。书名本意是个反语。对每次金融危机过后的危机，人们都会说，“这次不同了。”其实呢？每次危机都是换汤不换药，其实质和经历都大同小异。通过研究过去八百年的金融历史，两位学者发现，由银行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比其他类型的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要长。这样的危机一般要经过六年房价才会停止下跌；失业率在五年中都会居高不下，甚至还有可能上升；国家债务平均增长86%。

　　历史令人悲观。2007年底开始的经济衰退已经将近四年了，难道还需要两年经济才能彻底走出阴霾？难道各种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不能抵制经济本身固有的规律？或许仅仅是减轻经济衰退的程度？或许任何政策性的、人为的粉饰都是无用功？

　　布鲁克斯曾经在他《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说，如果罗高夫和赖茵哈特发现的规律是对的，那我们还不如利用经济缓慢期，注重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提高教育质量，理顺税收体制，改善政府监管政策及体制等根本因素，以不变应万变。改善这些基本条件的工作不是短期的，不会产生立竿见影产生短期效果，而是长期的艰巨的努力。当经济本身固有的规律让我们走出衰退的时候，改善后基本条件会让我们觉得“准备好了”，我们就能顺势（经济走出颓废的势头）走得更远。正是这些长期的基础工作，我们最可以控制、最可以把握，而短期内的很多事情，例如下个月的失业率数据等等，我们几乎无法控制。与其担心我们不能控制的因素，还不如做好我们能做的最基本的工作。

2011年09月19日 发表于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