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建交、大陆与台湾关系、香港回归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背景及演变，傅高义从多个侧面给予深入而系统的阐述，让读者身临其境，视野开阔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问：中国人口巨大，各种差异巨大成为中国在政治上“渐进”的理由。简而言之，就是怕乱。
 
　　答：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就非常混乱。在民主国家，政治家经常轮换。有些人可以利用民主制度导致混乱。当然，权威政治也有自己的问题。当官员滥用职权，他们很快就会失去民心。邓小平认为，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他不但担心民主会导致社会动荡，而且民主机制的效率太低。例如，在波士顿，一条地铁延长几站需要好几年；在中国有些城市同样时间年几条新地铁线都建成了。当然这中间也存在在中国是否足够保护个人和财产权利的问题。美国人相信尊重个人权利；虽然民主低效，但因为允许充分表达不同意见，政府真正享有民众的支持。
 
　　问：近来中国媒体在热议“不拆就没有新中国”这个题目。正方和反方都有社会名流的支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拆与不拆都是利弊皆存，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对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居民应该被动员搬迁并有足够的经济补偿。当然这也需要一个过程。上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要兴建成田国际机场（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遇到市民和学生强烈反对，各种阻挠事件连续不断，长达十几年。成田机场最终在1978年建成运营。在这之后，日本政府在用地方面开始谨慎小心，尽量尊重法律程序。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迟早会放缓。中国的挑战是如何能在经济放缓之前，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建立包括覆盖穷人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系统，和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权利。日本在近20年中，经济增长率几乎是零，而日本社会却非常稳定和谐。这非常令人惊讶。如果零增长率在中国发生，情况会有很大不同。
 
　　问：中国领导人面临很多挑战，包括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穷人的生活水平与社会治安、腐败泛滥等诸多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具体建议，怎么才能更有效地治理这些问题？
 
　　答：这些都是非常艰巨的问题。学者很容易把它们指出来，但是很难为实践提出具体建议。应该说明的是：“腐败”这个概念在中国有不同含义。在美国，腐败是一种非法行为，在法律上有比较清晰的定义。在中国，这个概念非常含糊，“腐败”更像一种社会行为，很难定义什么是越轨行为。例如，中国人看医生总要找关系，还要送红包，这是非常普遍的。还有中国政府官员掌握着很多大项目的审批权力，想获得项目的企业就要与他们拉关系，送红包，还要通过他们的子女传递消息，以加速行政审批程序。至于如何改革这种现状，很难说。不过香港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香港政府建立了反腐委员会，比较有效。他们的经验值得大陆研究学习。
 
　　问：这是不是文化问题呢？在这个特定的大环境下，你不得不送红包。香港似乎有不同的文化。
 
　　答：对于我们这些研究文化很多年的人来说，我们确信文化和人们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虽然这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当人们非常贫穷，食不果腹，人们会有一种行为表现，会急功近利，会“向钱看”。 但当人们生活得比较舒适，基本必需品已经满足，他们还想要什么呢？虽然有些人更贪婪，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欲望就有可能减少，人们可能会更看重社会正义等价值。
 
　　另一种改变文化的渠道是国际往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也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工作。他们不但带回中国新知识和技能，也带回了新的视角和思想。最近几年有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创建了自己的非政府机构（NGOs)。 这就非常有新意。所以，无论现在流行的看法和行为多么普遍，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看法和行为是永恒不变的。
 
　　问：邓小平在1974年接待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的时候说，“我从未上过一天大学，但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生活的大学里，直到我见马克思那一天才会从这所大学毕业。”美国总统林肯（1809-1865）也没上过大学。他只接受过大约一年的正式教育，却成为世代景仰的伟大领袖。这些例子对现代高等教育有什么启发？真正的领导能力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教育出来的？
 
　　答：培养领导能力的教育项目的确很多。其实，并不是教室里的说教本身使一个人成为领导，更重要的是学生把在教室里学到的东西在实践中运用，再调整再实践这个反复过程，让一个人更成熟，也更有领导能力。也就说实践出真知，出智慧的过程。例如，80年代初邓小平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建议就起了很好的作用，改变了中国人原有的思考和做事方式。另外，邓小平在1977年上台后，迅速恢复高考，择优录取，不受家庭和政治关系的影响。这对培养人才和后来的经济发展有根本影响。
 
　　问：现在高等教育里的许多学生看起来更像是要成为普通的政府官员或企业职员的样子，而不像成为邓小平那样的引领巨变的领袖式人物。他们看起来更事故，经常人云亦云，缺乏清新的思想和承担风险的勇气。
 
　　答：著名商业领袖比尔•盖茨曾经的确是从哈佛辍学的学生。但那是特例，没有代表性。当今世界与半个世纪前的中国革命年代不同。现在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况且，邓小平并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在70年代后期上台的一开始就建立领导班子。他的领导班子也包括思想相对保守，行为比较谨慎的人。这样的组成对后来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曲折，例如高通胀时期，是有帮助的。
 
　　中国现在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基层政府都有非常大胆的领导。在日本，政治家因为要取悦于民，想满足每个人，容易失去立场，但日本政府的行政官员中有很多非常有思想的人。我很喜欢与他们交流。在中国，政治家与官员的界限不那么清晰。无论如何，人是可以改变的；人的行为取决于情境、事件和机遇。
 
　　问：谢谢你抽时间回答问题。
 
　　答：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