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之间不但没有共识，而且建议苍白无力，让人们怀疑：民主体制是否还有能力从宏观层面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措施
　　【财新网】（专栏作家 陈晋）在2011年秋季美国多个城市的“占领”运动中——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哈佛”——最突出的主题莫过于人们对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的强烈不满。

　　这促使精英界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两极分化加剧？这个趋势是否会随市场经济商业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还是会长期存在？政府是否应该采取对策？应该采取哪些对策？

　　11月份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最新研究表明，从1979到2007年间，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的真实收入（去通胀后）增长了275%，最高层五分之一收入的人增长了85%，最低层五分之一收入的人增长了仅有18%。总体来说，中产阶级的收入仅仅增长了40%。 而且在过去40年中，就业率有很大变化。 在1965年20个25岁到54岁之间工作年龄的男人中只有一个男人没工作；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即使经济周期的负面影响完全调整过来，6个工作年龄的男人中就会有一个没工作。

　　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绝对自由派观点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埃普斯藤（Richard Epstein )代表极端自由派观点（libertarianism，更靠近保守派，与一般自由派相反)。极端自由派从根本上怀疑政府各方面的能力，相信个人比政府更会理财、会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政府的官僚作风太重、程序太多、浪费太大、任意性太强。而个人对自己的钱责任心更强，更知道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到刀刃上。所以在极端自由派看来，政府越小越好，私人空间越大越好。

　　埃普斯藤沿袭这套思想，同时也许是法学教授的原因，他强调法律规则的重要性。只要法律法规、游戏规则公平透明，并严格执行，市场经济就可以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最高效地利用资源、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价值。

　　埃普斯藤认为，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是必须的；正因为收入有高低，人们才有动力通过创造更高的价值来争取更高的收入，人们才会更积极地工作、创新，创造更大的“饼”。 埃普斯藤说，最容易区别自由派与保守派的问题是：（一般）自由派认为提高富人边际税率对“财富再分配”的正面作用大于减少富人工作积极性的负面作用，保守派（与极端自由主义接近）认为相反。

　　记者问，难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对比尔•盖茨和乔布斯（Steve Jobs) 这种超级富人的工作积极性有什么影响吗？这些人热爱自己的工作，发自内心地不断创新，缴税多少一般来说不是他们考虑的因素。

　　埃普斯藤首先说，即使税率对他们个人的工作积极性没什么影响，他们的投资者也会对税率非常敏感；这些创业家需要说服投资者慷慨解囊。高税率从两方面打击投资。一是减少投资者用于投资的钱。 缴税多了，税后可以用于投资的钱就少了。二是减少投资者纳税后的净投资回报；净投资回报率直接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

　　然后埃普斯藤说，虽然这些人是上百亿的富翁，但他们创造的价值比他们的收入要大得多的多，很可能是10比1或20比1。当很多人花几百美元购买iPhone和iPad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宁愿花比市场价格更高的钱购买这些东西；也就是说这些商品的价值远远高于它们的价格，消费者剩余是相当可观的。这些“自制”富翁（而不是世袭富翁) 的收入与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相去甚远。

　　记者再问，你不担心这些富人会控制国家政治吗？埃普斯藤肯定地回答，这些富人会影响政治，但完全不会控制国家政治。如果富人控制国家政策，为什么100万美元以上的房贷不能享受利息减税？（关于房贷利息减税在美国税制中的作用和影响，详见第一本《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09页《美国税收制度的弊端与改革前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要提高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人的所得税边际税率，并想以此为他在明年总统大选中争得选票？ 国家政治是建立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的。

　　“只要我们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多机会，只要有公平透明、严格执行的法律，收入不平等不但不会妨碍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且会激发人们高效利用资源，不断创新、创造价值。”埃普斯藤最后引用林肯总统的话作结，再次反对任何杀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我们不能通过让富人变穷来让穷人变富。”

　　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对话

　　12月1日晚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在肯尼迪学院就经济不平等组织一场由四位专家参加的大约一小时的对话，其中包括两位哈佛经济系教授，劳动经济学家、曾经服务于克林顿政府劳动部的凯茨（Larry Katz）和城市经济学家格雷瑟（Ed Glaeser）和两位社会学家。

　　他们对话的总体效果令人悲观——他们之间不但没有共识，而且他们各自的建议都显得苍白无力，让人们怀疑：民主体制是否还有能力从宏观层面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措施？与会人员唯一的共识是：他们都不反对在过去三十年中经济两极分化愈加严重的趋势，并且都强调教育在决定机会平等、收入高低的重要性。

　　凯茨说，无论怎样分割数据、怎样选择衡量指标，经济两极分化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把这个趋势归咎于技术飞跃前进、全球化纵深发展的长期趋势，和里根时代以来降低边际税率、金融去管制的政策。这些基本趋势强化了有大学以上高等教育与没有大学教育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受过长青藤大学教育与非名牌大学教育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从事金融业与非金融业之间的人的收入差别。

　　他认为，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加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例如一些原本中产阶级收入的工作在“数字化”以后转移到了印度等其他国家。对于这个大趋势，他认为应该顺势而为，“现代经济对研发、设计、管理等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尤其强烈，提高高层次的人才供给只能通过教育。”他还强调创业的重要性，尤其是要创造那些高附加值的工作和人对人的服务业，例如医疗养老等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行业。

　　显示凯茨民主党派经济思想的例子是：他指责一种为极高收入辩护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收入最高的0.5%的人大多是大公司的最高层管理人员，只有少数是影视体育明星。掌管10亿元资产公司的人比掌管1亿元资产公司的人的薪酬要高很多倍，理由是他的责任更大，他的决策更重要、影响和后果更大。凯茨说，这个理由是错的，因为大规模公司的主管想做好决策的动机和努力程度与小规模公司的主管想做好决策的动机和努力程度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不能用这个理由为他们的极高收入辩护。

　　一位社会学家从家庭关系频繁破裂、孩子成长环境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社会阶层差异的持续性。数据显示，越是低收入家庭，夫妻关系越容易破裂，孩子成长就越容易出现问题，越有可能延续甚至恶化低收入势态。这些家庭经常入不敷出，生活在社会边缘。

　　另一位社会学家赞赏哈佛等长青藤大学对中低层收入家庭的孩子减免学费的行动。他主张，强化那些能使社会更加平等的机制和机构，例如：提高公立学校质量和规模、全民医疗保险，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经济学家格雷瑟1992年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可以推测芝加哥学派相信市场意志对他的影响。但他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没有直接反驳其他人的任何观点，只是缓和地说，他倾向“劳动所得退税制”（EITC）这种鼓励穷人工作的减税政策（对EITC政策的运作，详见第一本《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59页《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而不是直接硬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他还强调投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教育，包括学龄前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等能够加强机会平等、工作技能和社会流动性的各种渠道。

2011年12月21日 发表于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