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极端观点－－杀富济贫的仇富心理和惧怕阶级斗争的心理，都不能保护中产阶级在后工业化社会里的经济利益
　　【财新网】（专栏作家　陈晋） “经济收入两极分化”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重视的话题。很多经济学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闭口不提，或者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用“标准的经济学解释”作答：只要我们保持经济增长，随着“饼”的增大，穷人自然而然就会减少，贫穷的程度也会随之降低。

　　而哈佛大学前校长、克林顿政府财长和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 不属于这一类。他曾经多次提到经济不平等对“机会平等”的影响。他在担任哈佛校长期间（2001-2006）主动减免中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的学杂费，有意识地增加这些学生在哈佛的比例。这一行动迅速被其他长青藤大学效仿。萨默斯也多次在《金融时报》的专栏中提到美国中产阶层的真实收入停滞不前的现实。

　　 在权衡“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中，萨默斯基本持“四六开”的态度，认为在现阶段，“如何分配饼”至少与“饼的大小”同样重要。

　　 在11月21日的专栏中，萨默斯专门谈经济不平等这个问题。与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在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上，萨默斯保持一贯复杂的、谨慎的批判态度，并提出积极的建设性意见。他说，目前收入悬殊太大，以至于一般解释收入不平等的理由已经不够了。

　　 萨默斯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不是绝对的，而是从现在的形势出发，认为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有必要偏重“公平”。可以推测，如果形势变化，他的侧重点也会变化。有侧重的辩证就是中庸之道。那么，他对现阶段怎样审时度势呢？

　　 萨默斯说，科学技术空前发展和范围更广阔的、层次更深入的全球化是1%的人与９９％的人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的主要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萨默斯始终认为，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总需求不足以及形影相随的高失业率。这已经不是经济周期就能简单解释的了。经济基础和结构已经随着我们进入知识型经济而改变了。这个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相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极少数人有超出常规的高回报。

　　我们在经历从工业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型；这个转型对社会机制和结构的影响就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那样深远。萨默斯回顾历史：当美国发明家George Eastman （1854-1932）在摄影胶卷和设备领域有革命性的贡献，并于1892年在纽约州罗彻斯特（Rochester）市创建著名的柯达公司的时候，罗彻斯特市随之变得欣欣向荣，兴旺了大约两代人的时间。

　　相比之下，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乔布斯的苹果公司领导网络技术革命的时候，乔布斯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苹果股东赚得盆钵溢满，但对美国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员工来说没有很多经济上的好处。 这是因为苹果产品的生产分散在世界各地，而且高技术的软件和硬件的生产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萨默斯说，我们曾经认为，只要有跨阶层（穷人变富与富人变穷）、跨代际（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社会流动性，收入悬殊巨大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数据表明，这两种流动性都非常小。从富裕家庭出生的美国大学生比例在增加，从最穷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出生的美国大学生比例在减少。

　　收入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对发达国家的政治气候影响很大。这个问题在美国政治辩论中已经呈现两极分化。一极抱怨经济不平等，以指责富人为主旋律。萨默斯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自问：我们的生活是否因为苹果、谷歌、微软和Facebook这样的产品和服务而变得更方便、更舒适了？创业家不应该因为大众的嫉妒心理而被丑化。

　　另一极认为，任何对收入两极分化的关心都是要搞阶级斗争的先兆。萨默斯说，这一极的观点更不靠谱。经济基础和结构已经变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总体经济增长不再是决定大多数中产阶级收入的主要因素了；“如何分配饼”至少与“饼的大小”这个问题一样重要。片面地强调“提升美国竞争力”，以及在这个名义下减少公司所得税或一味地保护知识产权等政策都会加剧收入两极分化。

　　 那么应该怎样平衡“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关系呢？萨默斯试举三例。

　　 第一，政府对富人的要求要非常谨慎，避免加剧经济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当政府打算分配公有财产或有价值的许可证时，应尽量使用公开透明的拍卖形式。政府要培养良性资本主义，而不能偏袒任何有关系的资本家或利益集团。

　　第二，政府在税收政策上要兼顾“公平”与“效率”。现在越来越多的财富云集到极少数人手里，而政府却陷入越来越深的财政赤字。在这个时候取消遗产税显然不合时宜。富人世袭财产、穷人世代难翻身的风险越来越大。

　　第三，政府要促进那些重要领域里的机会平等。在市场经济里，永远会有人住豪宅、收藏古董、豪华旅游等，消费领域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教育领域里，由于家庭经济背景不同而导致的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是不公平的。目前公立大学学费上涨、裁减经费，严重影响了中产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继续深造的能力。对富人开放的私立学校与对普通人开放的很多公立学校已经开始在教学质量上拉开差距，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要做到机会平等、提高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性就必须让所有人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机会。

　　最后萨默斯回到他的“中庸之道”：在有关收入两极分化的讨论中，两种极端观点－－杀富济贫的仇富心理和惧怕阶级斗争的心理，都不能保护中产阶级在后工业化社会里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为了保护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需要找出更好的办法。

2011年12月27日 10:19 本文发表于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