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达文斯倾向设置一种国际机制，既一视同仁，没有人为的随意性，又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
　　【财新网】（专栏作家　陈晋） 很多事情都像是“半瓶子水”－－半瓶子空，半瓶子满，就看你强调的是哪一半。人们面对的事实和运用的逻辑推理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些人看空、有些人看满呢？视角和思路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迥然相异。

　　 在评价12月份德班气候变化会议的效果方面，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文思（Robert N. Stavins）看的是“半瓶子满”，哈佛大学国际经济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 看的是“半瓶子空”。

　　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CCC)第17次缔约国会议在南非德班结束。为了避免由190个国家参加、为期两周的会议彻底失败，会议代表们加时一天半，签署了语言蹩脚的、意思需要翻译才能明白的协议。

　　这个形式挽救了各方的面子，其实际内容怎样呢？

　　德班会议结果

　　 德班会议结果包括三项内容。

　　 第一，细化一年前的坎昆协议（Cancun Agreement，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第16次缔约国会议的结果）。各国设立自己的减排目标，并接受国际监督。 发达国家用政府和私人的钱建立“绿色气候基金”，通过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把钱从自己的左手转到了右手－－用自己钱购买自己的技术－－只是发达国家里出钱的人和卖技术的人不同而已。

　　 这样转化的目的是要发展中国家做发达国家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发展中国家为了得到资金和技术，同时也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需要保护环境，必须参与这个游戏。发展中国家要明确自己的减排目标；同意建立市场机制保护各种自然资源。在两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第15次缔约国会议)，主要排放国家已经做出公开承诺，递交了在2020年前各自减排的行动方案。

　　第二，延续唯一有法律效力的《京都议定书》五年。《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由其附件一中的国家签署(所谓的Annex 1 countries，以发达国家为主，但美国不在其中），承诺以1990年各国的排放量为基准，在2008年到2012年间减少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2012年底到期。德班会议是国际社会继两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和一年前的坎昆会议之后，第三次为《京都议定书》过期之后寻找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框架的努力。

　　在德班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坚持，如果附件一国家不同意延续自己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四国、韩国和墨西哥）就会一走了之，整个会议就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这场游戏中，谁缓解气候变化的愿望更迫切，谁更需要保留自己的面子，谁更惧怕会议的失败，谁就会首先做出让步。因为所有国家共享一个地球，所有国家的利益都在这里面，发展中国家也要对发达国家留有余地。这个余地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让欧盟接受的减排目标不大于原来在他们内部就已经承诺的目标（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EU ETS）;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是如此。

　　很快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半就会从没有法律约束的国家排放出来(non-Annex 1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也有责任减排。有50个《京都议定书》以外的国家的人均GDP高于部分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穷国家。这显然不合理。

　　好在这些附件外的国家已经被说服－－或者说为了取得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也为了自己保护环境－－主动申报减排目标，然后接受国际监督。这些附件外国家的减排目标是自下（各国）而上（国际会议）自愿设定的，没有任何国际法的要求。美国原来就在《京都议定书》之外，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决定不再继续《京都议定书》的承诺。

　　第三，作为交换，发展中国家同意在2015年前达成在2020年开始履行、由所有国家都遵守的、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强化行动的德班平台》（The Durban Platform for Enhanced Actions)，而2015年前是否能达成协议的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

　　这里的“文字游戏”需要“翻译”才能清楚：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在2015年前达成这项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如果能达成协议，那么这项协议必须包括所有国家，而且在2020年开始执行。如果成功，新协议会完全取消《京都议定书》附件内国家和附件外国家的区别，也取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所有国家被一视同仁。如果在2015年前不能达成这样的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惩罚。

　　斯达文斯定义的“成功”标准

　　对于这样的会议结果，斯达文斯表示谨慎乐观。斯达文斯于198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是环境问题专家。他的职业背景和对环境经济学的讲解，详见第一本《哈佛经济学笔记》第三章第13节《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和第14节《比较征收污染税与配额交换制度》（第151页到158页）。

　　他首先解释“成功”定义。如果“成功”的标准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那德班会议当然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标准是把世界放在能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有效路径上，那么德班会议仍然不能算是成功。但是斯达文斯坚持，“这样的定义对于解决像气候变化这样全球性的、长期的、异常棘手的国际问题是不适合的。”

　　他认为适当的“成功”定义是：德班会议是否把这个世界比以前更有可能放在一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长期的全球性问题的路径上。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德班会议因为增加了这种可能性而为缓解气候变暖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了最终语言蹩脚的协议以外，斯达文斯的另一个理由是：德班会议和两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一年前的坎昆会议一样，进一步让《京都议定书》附件外和附件内的两类国家的界限更加模糊。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字样在斯达文斯看来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努力减排，发展中国家随便”的代名词了。斯达文斯反对任意的“双轨制”，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词不在德班会议谈判结果之中是德班会议的进步。

　　 根据他以前公开讲座的态度，他倾向设置一种国际机制，或者说目标减排量的计算公式，而这种机制已经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水平、目前排放量等因素考虑进去了（关于斯达文斯比较认可的方法，详见第二本《哈佛经济学笔记2》第135页）。也就是说，这种机制既一视同仁，没有人为的随意性，又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

2012年01月18日 发表于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