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提出了他的核心问题：Chimerica会不会在今后某个时间，因为某些原因，分道扬镳，而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嘎然而止呢？

弗格森的观点与他两年半以前（2007年10月30日晚）在剑桥论坛（Cambridge Forum）做公开讲演里表达的观点一脉相承，但他当时（金融危机之前）并没有认为，中美“婚姻”之间的好处没有平均分配。 他当时的题目是“中西方关系中的趋近与背离”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那天，弗格森也是首先感谢听众前来倾听一位“不是中国专家的人对中国的想法”。他说，自己最近在伦敦参观了一个关于中国秦始皇的展览。这个展览显示了公元前221年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国不远千里把这些古文物送来伦敦似乎是在提醒我们，中国在两千多前就已经是一个帝国了，大英帝国只不过是一个后来者而已。

然后他进入主题，描述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大约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通过向全世界大量出口制造品，中国的GDP增长了10倍。 他说，这些成就使中国回到了1600年以前，那时候中国不亚于西方，他们是平起平坐的。目前经济学家讨论的“全球不平衡”其实就是一个不平衡：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马上就要高达3800亿美元（2007年数据）。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吸收了中国20％的出口，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将近2600亿美元。在几年之内，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在经济方面，中国在以迅猛的速度追赶西方。

“这有问题吗？西方是否应该担心中国的悄悄崛起（quiet  rise），尤其是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弗格森自问自答。 一些美国政客和评论家都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美国公司在把制造业的工作大量输出到亚洲，尤其是中国，使美国制造业成了一个“空架子”（hollows out）。但弗格森认为这是美国人最不用担心的，因为中美的经济关系并不主要是关于物品和服务的贸易，而是关于资本的流动。为了避免亚洲1997－98年金融危机重演，中国政府总是进入外汇市场，人为阻止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出口产品显得便宜，致使中国外汇储备高达1万3千亿美元（2007年数据），其中大部分是美元作价的投资（dollar-denominated securities）。

他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个双边关系从Sino-America这个关联词改为Chimerica一个词，从而更突出二者的一体性。他说，中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其他国家）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美国人享用物美价廉的产品；低通胀意味着更低的长期利率。经济学家对中国在美国的大量投资而导致的美国长期利率偏低的程度有不同的估计，但基本可以说，美国长期利率因为“中国因素”（China factor）低了100个基点，也就是1％。美国公司利用低利率和中国便宜的劳动力，在海外（尤其是中国）配置资源，赚取了大量利润。 “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几乎很难不赚钱。所以即使我们很难想象美国的制造业东山再起，‘架空美国’（hollowing out America）也是我们最不用担心的。”

那么我们应该担心什么呢？弗格森这时提出他的核心问题：Chimerica会不会在今后某个时间，因为某些原因，分道扬镳，而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嘎然而止呢？他提出四个理由值得担心。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缺少一些机制改革的情况下能持续多久？这些在西方看起来对持续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机制包括：保护明确划分的私有财产，法治社会（Rule of Law）和民选政府。 中国现在经历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组织的，在地方政府高层中腐败比比皆是的工业化。

第二，因为中国多年执行的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增长会在今后25年到50年当中低于印度和美国的人口增长。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占中国人口的8％，到2050年就会占24％。中国会像今天的欧洲一样衰老。

第三，弗格森提到最近一期《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2007）中一篇名为《大倒退》（The Great Leap Backward）的文章。文章说，急速工业化（break-neck industrialization）使中国的空气质量降低到了人可以忍受的极限，中国的饮用水供给也已经达到了自然条件的极限。弗格森认为，这与缺少明确划分私有财产和保护产权有关。当一条河被污染，是谁的水被污染了？当一块农田被污染，是谁的田地被污染了？是谁的权利被侵犯了？在英国，公有的地（public land）总是比私有的地被更加过渡地开采或使用。

第四，2007年中央电视台联播的《大国崛起》分析了九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提到加强海军建设，在国内保持安定统一的情况下，成为海上强国（maritime power）的重要性。弗格森说，如果中国真的发展海上实力，就有可能冲撞美国的利益。 中美之间另一个有可能导致冲突的原因是台湾。1914年以前，英国和德国的经贸关系 － 无论是贸易往来还是资本流动 － 都紧密无间，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会违背各自的经济利益，反目为仇，浴血奋战。 他们双方都曾誓言，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如果比利时被侵犯，英国保证会保护比利时。但这些都没有避免1914年残酷战争的爆发。今天的台湾有可能成为将近100年以前的比利时。

弗格森总结，虽然Chimerica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美国公司利润高得前所未有，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但由于以上讲到的机制，人口结构，环境保护和地缘政治四方面原因，他对Chimerica的前景表示悲观。

在问答时间里，一个操有纯美国口音的人发表评论，“美国在保护人权方面的水准并不比中国高。沙特阿拉伯保护人权的记录就很差。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对人权的影响并不比中国与苏丹政府的关系对Darfur人权的影响要好。没有任何国家会让‘保护人权’影响自己根本的经济利益。”

弗格森回答，“我并不是说美国比中国更有道德，而是说中国在非洲比其他国家更积极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虽然道德标准在帝国发展路径的讨论中被时常提到，但所有帝国都是在想，如何得到比在公开市场购买资源更便宜的渠道。 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你想想，中国为什么愿意在苏丹大量投资建路，把非洲连接到海岸线？他们是想把自然资源更便宜地运到中国，比在公开市场购买更便宜。”

有听众问经济增长和融入世界（即“与国际接轨”）是否会把中国引上民主之路。弗格森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任何人都很难回答。一方面，现在比100年前有更多的民主国家。另一方面，通向民主之路从来都非常崎岖。一党之国的生命力可能很强。为什么苏联解体了？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失败迫使戈尔巴乔夫下台。中国领导人有可能从中得到结论：我们或者改革经济，或者改革政治，但不能二者同时，否则，国家就会一盘散沙，一片混乱。 担心政治分裂使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在高层展开）民选政府。 中国政府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继续提高物质生活的时候就是人们开始要求民选政府的时候。但民主的进程会伴随着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