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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萨默斯、斯坦佛泰勒同台辩论2009年8700亿美元财政刺激政策是否对扼制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复苏起到正面作用
  【财新网】(专栏作家 陈晋)2月28日下午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前奥巴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2009-2011) 萨默斯(Larry Summers)与斯坦佛大学经济学家、前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2001-2005)泰勒(John Taylor)同台辩论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87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是否对扼制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复苏起到了正面作用。主持这场辩论的是哈佛宏观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关于萨默斯和费尔德斯坦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观点,分别详见第一本《哈佛经济学笔记》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费尔德斯坦首先说明财政刺激政策的影响非常不确定。经济衰退一般持续时间——经济从阶段性顶峰到谷底——只有大约10个月,而财政政策从孕壤,到提议、到国会讨论、到通过、到执行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时滞使财政政策不好使用,对政策效果不好预测。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的一般共识是,只要经济衰退不太深、不太长,货币政策因为没有时滞而且可以微量调控而更好使用、更有效果。财政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关于2009年财政政策的效果,没有比今天讲演者更好的人选来评论这个问题了。”

  萨默斯陈述正方观点

  在十分钟的观点陈述中,萨默斯说,没有任何研究报告能够完全不带任何不确定性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组织和研究人员对2009年财政政策效果的评价都是肯定的。政治倾向中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以支持财政紧缩政策而著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斯坦佛大学为基地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里的一些人,还有哈佛大学的费尔德斯坦等人都普遍支持这个财政刺激政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更不用说了,他是促成这个政策的人之一。

  关于这个刺激政策有很多争论:8700亿美元是否足够大?这些钱在增加政府花销和减税之间应该如何分配?在政府花费部分中,政府应该把钱用在哪儿?怎么花?在减税部分中,应该对哪些人减税?减少什么税?如何减税?这个刺激政策应该持续多长时间才能对恢复经济增长起到恰到好处的作用? 萨默斯说,这些都是应有的、正当的、有意义的争论。但是,是否应该在总需求不足的经济形势下有类似的财政刺激政策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萨默斯接着按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思路来描述这个政策“逆经济周期”的正面作用。刺激政策的钱部分用于联邦政府的直接花销,例如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部分用于退税给那些需要用钱的人,其中一半以上的钱退给了年收入4万美元以下的人;还有一部分钱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他们在当时已经辞退了50万员工;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资助,他们会辞退更多员工,造成更多失业。

  至于人们关心的财政刺激政策的“挤兑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政府由于通过从资本市场借贷来刺激消费而导致利率上升,挤兑了在原有利率上可能发生的私有投资,萨默斯认为这完全不是问题。因为在2008年和2009年美国利率基本上是零,不能再低了。美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产能过剩、需求疲软、资本市场流动性匮乏。这是典型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只有大力增加政府投入,刺激需求,让人们看前景和希望,2008年底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才能得到扼制。

  萨默斯以反问的方式承上启下:为什么在联邦政府借贷的真实利率是负值、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情况下,联邦政府不应该主动出击,创造需求和就业,让经济恢复增长呢?“就这个问题,我非常希望听到泰勒教授的解答。” 这就自然而然地过度到泰勒的反方立场。

  泰勒陈述反方观点

  泰勒开门见山:财政刺激政策不但对经济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可能有害。凯恩斯“逆经济周期”的财政刺激政策在性质上是短期的(temporary)、目标性很强的(targeted)、对时间很敏感的(timely),必须非常及时。这需要在技术上有很多微调,而这些微调造成了政策上太大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些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阻碍了私有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所有财政政策的调整——无论是2009年,还是2008年还是2001年——都是如此。

  在短期性、目标性和及时性方面,2009年的财政刺激政策都是不足的。正因为财政退税和政府暂时增大花销是短期行为,这对总体消费量的提高没什么作用。根据永久收入理论(permanent income theory),人们的消费是由长期收入水平决定的,短期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微不足道。而且人们知道政府债台高筑,继续依靠赤字刺激消费只会迫使政府在今后提高税率,所以人们的长期收入并没有变化。政府自制的不确定性只会使人们看紧钱包,增加储蓄,以防今后的高税收。

  在增加政府花销方面,其实联邦政府的直接花销部分非常小,对刺激经济的效果微乎其微。 联邦政府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钱是政府内部的转移支付--也就是说,政府把一个口袋里的钱转移到另一个口袋,对凯恩斯理论中的所谓“政府支出”(凯恩斯模型中的G)没有任何影响。更何况这个转移支付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政府“存”起来了,而不是像想象的那样被用于扩大就业。“存”的表现方式是偿还地方政府的债务,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这对经济不但没有刺激作用,而且有冷却作用。

  对于这次财政刺激政策的及时性,让我们更仔细地查看数据。美国零售销量和工厂新订单等数据都表明,经济在2008年12月和2009年1月间达到谷底,然后保持了一段时间。而财政刺激政策是在2009年2月才通过国会的,也就是说刺激效果是在谷底到达之后好几个月才开始实施。

  一些预测凯恩斯政策效果的模型显示,财政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仅有1.5,也就是说政府投入对经济的带动效率是50%,政府花一块钱,可以增加GDP一块五毛钱。新凯恩斯政策模型显示这个乘数效应就更小了,只有0.5,小于1。也就是说,政府投入小于产出。

  泰勒说,无论这些模型输出的乘数效应到底是多少,从本质上说,财政政策几乎不起作用,即使有作用,也是负面作用。有些人甚至指责,这些模型的假设就隐含了结果,所以模型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现在我们撇开模型不谈,而只谈凯恩斯理论的性质。

  用凯恩斯理论说明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在历史上有很多次:福特总统用的是这套说辞,卡特总统也是这套说辞,现在的说辞仍然一样。而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Lucas,1995年获奖)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质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性;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萨金斯(Thomas Sargent,2011年获奖)在1977年发表论文设想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死胡同吗?》( Is Keynesian Economics a Dead End?)。“我希望这次我们真正能从这样的论文中学到东西,不再重复以前的错误。”

  双方辩论

   在泰勒的陈述之后是费尔德斯坦主持下的双方辩论。

   对于在2009年收到退税的人到底花了多少,存了多少这个问题,萨默斯说,这要看什么样的人收到了退税。“你认为那些年薪4万美元以下的人会在思考永久收入理论后作长期消费计划吗?”关于财政政策的及时性,萨默斯指出另一组数据:美国股市在2009年1月奥巴马入主白宫的时候仍然继续下跌,一直到3月份才到谷底。

  很多人都能成为事后诸葛亮,但在事前,“除非你是能预见未来的极少数人,在2009年1月和2月的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股市何时才能见底--资本市场流动性衰竭,资产价格崩溃,房市更糟糕。私有投资和消费剧跌,利率已经是零,没有下调的余地。在我们看来,经济已经进入恶性循环,呈现自由落体式降落。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政府应该袖手旁观吗?”

  泰勒对萨默斯的这个问题没有针锋相对地回答。他完全可以重申他在2008年11月《华尔街日报》评论员文章中的观点。当时他建议:1)永久性保持个人所得税率不变;2)对任何工作的人,永久性保持工资收入的6.2%抵税(tax credit),上限为8千美元;3)把“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s,例如失业金)作为财政政策的一部分;4)任何短期的刺激政策应该与经济的长期目标相吻合,以避免浪费和低效。他说,仅仅暂时的短期减税不是好的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方面,他反对量化宽松,主张货币政策公式化、稳定化,基本按照所谓的“泰勒规则”制定(详见第一本《哈佛经济学笔记》第98页《费尔德斯坦讲货币政策:美联储的任务》)。从这些建议看来,显然泰勒更注重经济的长期走势和政策的长期效果。

  对萨默斯的反问,泰勒选择再次强调政府行为制造的不确定性。 政府一时看起来要挽救投资银行雷曼兄弟,一时看起来又不想挽救;市场情绪随之摇摆不定。在增强财政刺激政策的目标性的同时,政府也使税率机制愈加复杂:对较穷的人减税两年,对较富的人减税一年;让一部分减税政策到期作废,同时又延长另一部分的减税政策;允许公司投资折旧的速度也经常变化。总之,政策变来变去,越变越复杂,越来越让人不知所措,更不用说为长期投资和消费打算了。

  这时,费尔德斯坦例举2009年《美国重建和再投资法案》(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缩写ARRA)中的措施,包括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新能源等方面的花销和扩大社会失业金等各种项目。 他问泰勒对这些具体政策的效果怎么看。或许因为时间原因,泰勒没有一一评价,而是一概而论:这些项目为恢复GDP增长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它们的负作用比比皆是;财政政策不是利用资源的最佳方式,甚至浪费了资源。从长期看,除了更多的公债,我们得到了什么?这次经济复苏是最缓慢、最疲软的一次。

   萨默斯对答,这次经济衰退不能与以往普通的衰退相比,而应该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引起的衰退相比。比起日本“失去的十年”来说,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前景比日本好得多。

   萨默斯区分两种不同的经济衰退。一种经济衰退是由于中央银行提升利率,导致泡沫破灭,迫使经济重新调整适应;在这种情况下,调整货币政策就会帮助经济复苏。另一种经济衰退是由于总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资不抵债,社会各阶层都在“去杠杆化”,经济进入流动性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唯有财政政策才能帮助经济走出泥潭。

  总结发言

  然后费尔德斯坦给泰勒和萨默斯各五分钟做总结发言。泰勒承认,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时候,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无论谁主持经济工作都会困难重重,他必须给奥巴马的团队应有的成绩。但是泰勒不接受用“去杠杆化”来解释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说法。他认为,真正妨碍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原因不在于私有经济本身的不稳定性或内在的失败,而在于政府在税收制度和游戏规则方面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延长了、甚至恶化了危机。

  萨默斯在总结发言中强调这次经济衰退的特性——其严重性、持久性以及导致衰退的原因和低利率的大环境都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衰退有本质区别。数据显示,接受联邦政府转移支付越多的地方政府创造的就业越多,经济复苏的越快;反之亦然。萨默斯的结束语铿锵有力,“2009年1月奥巴马政府入主白宫时的挑战是超乎寻常的,我们采取的措施也是超乎寻常的。正是因为我们当时措施得当,我们才得以力挽狂澜,今天的美国经济才有希望、有活力。”

  费尔德斯坦也顺势而为,总结道,“我们今天这场辩论也是超乎寻常的。虽然我们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讨论,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整个辩论会正好60分钟,就像校园里张贴的广告里预告的一样。

2012年03月08日 发表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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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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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驻波士顿特约记者,《哈佛笔记》专栏作者。她曾任《世界时报》(WorldPaper)记者和研究员,哈佛商学院研究员,网络杂志《视角》(Perspectives) 的资深编辑,学生杂志《哈佛评论》(Harvard China Review)主编和主席。2007年她获OYCF-Gregory Chow Teaching Fellowship教学基金的支持,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教授短期课程, “经济报导:问题分析和评论员文章”(Economic Reporting: Issue Analysis and Opinion Pieces)。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社会问题及公共政策。2002年她从哈佛大学获亚洲研究硕士(MA),1997年从波士顿学院获商业管理硕士(MBA),1995年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路易斯克拉克学院(Lewis & Clark College, Portland, OR)获数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BA)。她和先生及两个孩子住在美国麻州剑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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