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法学院的定位和运作——怎样才能为年轻人提供最经济实惠的法学教育？

【财新网】（专栏作家 陈晋）在“全球法学教育论坛”上，很多发言人都提到以前哈佛法学院教育中渗透的批判精神对他们的深远影响，而这种批判精神在论坛上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哈佛法学院教授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在3月4日晚餐前的公开演讲《法学教育的下一次革命？》。批评精神还表现在一些小组发言人对法学院市场运作的不满，认为很多法学院为了吸引学生报名，继续开张营业，对毕业生出路不佳的情况隐瞒不报。

　　昂格尔其人

　　虽然昂格尔的讲演题目在会议日程表上以问号作结，但昂格尔的脱稿讲演却气势磅礴、语气坚定，完全是深思熟虑后的一气哈成。牧师的信念、政治家的激情和学者的有条不紊在他的讲演里浑然一体。

　　昂格尔1947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诗人和记者，外公是天文学教授，后从政曾任外交部部长。昂格尔曾明确说，外公不屑于物质生活，全身心投入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对他有深刻影响。这帮助解释了昂格尔既是学者也是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多年来他一直与巴西反对党联系密切，终于在2007年进入卢拉总统内阁，成为长期规划部部长；在2009年两年学术休假结束后返回哈佛。

　　昂格尔1969年从里约热内卢法学院毕业，1970年从哈佛法学院获法学硕士（LL.M.），随即成为讲师，同时攻读法学博士。1975年出版《知识与政治》，开始了对西方社会恒指理论的系统批判。1976年出版《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检讨现代自由主义法律制度成败的条件，论证西方社会理论的困境。 同年，他获法学博士（S.J.D.）并成为法学院终身教授，年仅29岁。

　　昂格尔成为20世纪70年代批判法学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的创始人之一（与Duncan Kennedy和Morton Horwitz齐名）。1987年他出版长篇巨著《政治学：一部有关建设性社会理论的著作》（Politics: A Work in 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共分三集，彻底批判当代社会理论与政治，开拓了意识形态、社会变革与机制选择的新理论，试图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比高低。2002年昂格尔代出版《虚假的必然性：为彻底民主服务的反必然的社会理论》（False Necessity：Anti-necessitarin Social Theory in the Service of Radical Democracy)，揭露“别无选择”这个思想牢笼的虚伪性。这一基本思想可以从昂格尔这次公开讲演中略见一斑。

　　昂格尔的下一次革命

　　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现有的社会和法律体系下？“因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这个司空见惯的答案成为昂格尔抨击的对象。昂格尔要打破这个自我禁锢的思维牢笼，颠覆整个现有法律和法制体系，发挥想象力，大胆设想新的社会结构和法制体系。

　　昂格尔认为现有的法学教育体系说一套，做一套：一方面说要追求更广泛、更渊博的知识和思想，以社会福祉为己任，另一方面从法学院毕业的绝大多数学生都成为公司律师——一个谋生的职业饭碗。 这仅仅实现了法学教育的一个最狭窄，也是最狭隘的功能。法学院的目的到底是要培养律师，还是要研究法学思想？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争论的结果是：法学院在名义上二者兼而有之，在实际上是戴着崇高而神圣的帽子（法学研究）做狭窄和狭隘的工作（训练律师技能）。

　　在法学院，我们训练学生逻辑推理、相互辩论，像律师一样的表演。模拟法庭等课程就是要让学生假戏真做地表演各种技能。法学院已经成了筛选演员的机器，操练着最狭隘的竞争。被法学院选中的人就会进入精英阶层，没被选中的人只能另谋他途。这就如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一方面数学模型在经济学业内成了聪明的象征，另一方面数学使经济学愈加脱离实际，愈加边缘化。这样做的代价是：人们越来越不满、急躁和无奈。

　　毋庸置疑，法律是距离政治权力最近的一个领域。昂格尔说，我们应该利用这个相对优势发动一次从内向外的、从下至上的彻底转型。这需要我们发挥想象，憧憬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让我们从以下五方面入手，重新设置法学院课程。

　　第一，让学生学习世界各地的法律，重点在于理解不同地区的不同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第二，具体学习国内法律，让学生熟悉一整套国家机器的设置。第三，在教学中，渗透法学专业主义。也就是说，把法律专业狭义地看作一种工具，训练学生起草、调研、协商、辩论等各种技能，让学生体会不同利益在人们相互关联中的不同体现，和不同交易机制的不同设计。第四，鼓励学生想象、设置不同的机制。现有的机制是由国家设立，然后从上至下的执行。但我们应该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让机制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由下至上地制定。第五，从非法学领域中汲取营养，把法学思想和法律实践放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审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等学科都可以帮助我们开阔视野，解放思想，彻底打破法学教育中教条一般的形式主义。

　　解放思想的敌人是：理性地把现有的法律表现形式作为最理想、最中性、最客观的结果。这种思维只能让我们墨守成规、保持现状。但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不同的历史背景提供了不同的转型机遇，允许我们设置完全不同的社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上层建筑”）。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为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提供了机遇和实施条件。法学博士（S.J.D.）不应该是仅仅传播现有法律和法学思想的工具，而是应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而有所创新。

　　解放思想的另一个敌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律师、法官、学者和政治家等社会上层人士都会借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阻挠新思想和新机制的创立。他们担心失去已有的社会威望和经济利益，会喋喋不休地向年轻人灌输，“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这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是禁锢思想的说辞和手段。

　　经济大同、普及和强化教育是打破专制主义、思想牢笼的必经之路。经济大同是指经济上共同发展，而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遥遥领先，把另一部分人甩在后面，望尘莫及。普及和强化教育是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与力量，不是没有辨析能力地被动地随波逐流。 教育能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变成有知识、有力量的人。

　　昂格尔说，在这种时候，选择沉默是致命的。他倡议，我们必须发出声音，表明立场。法律的作用是什么？法律保证了社会秩序，体现了国家主权的意志。但这不是法律的全部意义，法律还保障了真实的、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既得利益。 我们要设想一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然后重新设置法律。

　　有人说，不同的社会结构需要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才能实现。但昂格尔认为，即使社会危机还没有尖锐地爆发，我们也应该重新设置社会机制，摒弃形式主义的法律文化，重新思考法学教育。

　　法学不像政治、经济等领域有固有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这就给予我们更大的发挥想象的空间，更有革命的可能性。昂格尔说，任何革命都含有英雄主义元素。社会主义革命就假设“历史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这里面有幻想、不切实际的因素。昂格尔主张，作为学校，我们要探讨的不是国家意志——如何为国家说话；而是要为未来着想 ——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未来？这才是我们教学的出发点。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昂格尔坚持，法学教育既要重视广度，也要重视深度；既要保护个人主义，也要提倡合作精神；既要让学生了解现有的法律机制，也要鼓励学生发挥想象，想象不同的社会结构，并为此重新设置社会机制和法律；鼓励学生辩证思维，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昂格尔以信念为底气、以学术思想为根基、以逻辑推理为线条在半小时内出口成章，赢得了几百名听众的一片掌声。

　　对法学教育的不满

　　这次论坛不乏唱反调的声音。不掩饰实际问题也是组织者的意图。报道了法学院大量问题的《纽约时报》记者David Segal应邀发言。他认为，很多法学院已经成了赚钱的机器和奴隶。他们一方面对法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低下的问题避而不谈，隐瞒数据；另一方面无论公立还是私立法学院的学费都在过去25年里飞涨。去通胀后的真实学费在公立法学院从1985年的3600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7800美元。私立法学院在同样时间段中从14000美元增长到38000美元。

　　而教学质量真的和学费增长得一样快吗？Segal怀疑没有。华尔街高薪律师的职位非常有限，普通法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并不理想，造成每个法学院毕业生平均负债约11万5千美元，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沉重负担。Segal说，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法学院的定位和运作——怎样才能为年轻人提供最经济实惠的法学教育？

　　加州一所法学院院长当场反驳：法学院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表现与其他有高等毕业文凭的毕业生一样，都面临激烈竞争，而且受经济大气候的影响。2008年的经济危机就是典例。学生必须明白，法学文凭不是通向富裕的保证书。

　　这位院长说，美国有两百多个法学院，他们之间相互竞争，公开透明。这有利于降低学生获得法学教育的门槛，这是好事。法学院学费日益增高主要是因为我们与时俱进，重整课程设置，比如增加了法律实践课程（clinic），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增加实践经验，这些都需要经费。他不认为法学教育会在近期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对此Segal回答，学生在选择法学院时，几乎不看课程设置；对他们来说，最主要的是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对法学院的排名，而排名的依据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例如，有法学院院长说，只要他在学校后院焚烧几百万美元，就会提高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的平均投资，就会提高名次，但这显然是浪费资源。

　　这时有听众提问：如果我们暂时不把有可能上法学院的学生作为消费群体，而把需要法律帮助的大众作为真正的法律消费者，那么我们一方面没有足够的律师为他们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大量的法学院毕业生没有工作或者干脆转行。每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人只有20%或25%。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降低法学专业的专业性（de-professionalize）来解决这个供需失衡的问题？一个律师需要上很多年学，通过很多考试才能有律师执照，这么高的门槛自然减少了律师供给，满足不了大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

　　降低法律专业性的建议和这次论坛中讨论的很多问题一样利弊皆存，没有定论。但通过这次论坛，可以肯定的是，法学教育界在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寻求新的境界。■

财新专栏作家 陈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