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金斯以“以前的美国，现在的欧洲”为题，回顾美国1780年到1840年的历史，试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当今世界做更好的经济决策

2011年12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发表获奖讲演(Nobel Prize Lectures)。这年的两位得主都是美国宏观经济学家，他们年龄相仿，经历类似，研究领域都包括研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及影响, 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却迥然相异。

　　萨金斯（Thomas Sargent）生于1943年，西莫斯(Christopher Sims）生于1942年。1968年两人同时从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然后分别在美国各大长青藤大学任教。 从2002年起，萨金斯驻留在纽约大学；从1999年起，西莫斯驻留在普林斯顿大学。

　　诺奖委员会把授予他们这项殊荣的理由概括为“他们在实证宏观经济研究中因果关系上所作的贡献”。

　　实际上,这句话更适合描述西莫斯的研究成果,与萨金斯的关系很小。

　　萨金斯是倡导理性预期的经济理论的先锋之一。 他的研究领域和贡献与1995年获诺奖的卢卡斯（Robert Lucas)相似。他们的研究结论都成为以低通胀、稳定利率为基石的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与重视就业率和总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相悖。

　　这套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政经世界盛行一时，至今仍然是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要思想之一。 西莫斯的领域是用计量学建立复杂的动态模型，运用统计学理论和数据更好地区分因果关系，从而影响宏观经济政策。

　　两位经济学家的获奖讲演各半小时，信息浓度很大。讲演中有博大精深的一面，但也并非完美无缺。

　　萨金斯的获奖讲演：以史为鉴

　　萨金斯以“以前的美国，现在的欧洲”为题，回顾美国1780年到1840年的历史，试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当今世界做更好的经济决策。 他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政府应该对自己的债务违约吗？ 2) 中央政府应该营救深陷债务危机的地方政府吗？3）货币联盟应该在财政联盟之前，还是之后？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联邦政府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和政策选择。在解释这些选择之前，萨金斯用两页充满数学公式的PPT演示来描述债务的动态变化。他说，无论民主党派经济学家，还是共和党派经济学家，所有经济学家都接受这些公式的含义。这些公式是不以政治立场和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还说，这次讲演中数学和文字的比例与他的日常工作中的比例完全不同。 可以想象，他的日常工作充满了数学模型和推导证明。

　　PPT上的数学表达看上去很复杂，但其背后的含义却很直观：政府和任何其他个体一样受预算制约（budget constraint）。虽然在整体上可以赤字，但在任何一个时刻的现金流必须充沛——一方面现金流入、另一方面现金支出。赤字的累积就是政府的债务，再加上这个政体成立之初沿袭下来的债务。 这些债务的市场价值取决于市场对这个政府未来财政盈余（或赤字）数额的判断和投资者想要收益的利率（即贴现值的计算）。

　　萨金斯猜测，美国第一任财长哈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55或1757-1804，1789年到1795年间任财长）和支持他的华盛顿总统的脑海里一定有这些公式，至少知道这些公式的含义。

　　他们知道要想改变债务的市场价值只有两种办法：改变人们对今后财政盈余（可正可负，它等于税收减去支出，再减去为债务支付的利息）的预期和他们所需要的利率。

　　萨金斯再解释他的分析框架。 这是典型的经济学思路 ——建立均衡体系模型，假设个体理性选择最优路径达到目的。在萨金斯要分析的问题中，理性个体是政府。 萨金斯没时间进入任何复杂数学模型，只是简单地说，在给定环境下，政府面对各种限制，在这个例子里有关的限制是预算限制；政府有不同的行为选择，其中一种选择可以最佳地达到目的。在这期间有信息流程的作用——谁在什么时间，知道什么。这个信息流程的时间表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个体在任一时间的最优选择。用均衡模型推导的结果是今后财政盈余的几率分布和利息的几率分布。但是从萨金斯的结论来看，这些公式和分析框架并没有派上用场。他的理论框架与他的结论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半小时的讲演中并不清晰。

　　历史非常值得回味。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把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但是在18世纪后期，当13个殖民地从英政府独立出来之后，这些殖民地到底会成为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还是会成为一个紧密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美国国父之一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就认为自己首先是弗吉尼亚人，其次才是美国人。以他为首的人构成当时的共和党派，倾向保护州政府权利。以哈密尔顿为首的人构成当时的联邦党派，倾向中央集权。

　　1782-1783年建立的美国第一个宪法（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过于尊重13个州的权利，导致微弱的联邦政府。例如，联邦政府不能直接集资，除非得到每一个州的许可；每个州各有各的贸易政策，联邦政府不能干涉。这时政府从独立战争而累积下的总体债务大约占GDP的40%，其中三分之二是州政府的，三分之一是联邦政府的。而联邦政府的收入大约只有GDP的2%，无法承受沉重的债务，这使债券严重贬值。

　　财政危机孕育了政治危机和变革。1787年费城的宪法大会出台了第二个宪法，定义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和运作程序。1789年美国第一届联邦政府应运而生。华盛顿总统任命年仅32岁的哈密尔顿（或34岁）为第一任财长。如此年轻的财长却有治国的雄才大略。他不仅为美国联邦政府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而且赢得了人心，使一大部分人支持联邦政府。

　　哈密尔顿决定全面营救州政府——由联邦政府直接出面，用联邦政府的信誉发债融资，填补所有州政府的债务。同时联邦政府上收所有贸易政策，尤其是进口关税由联邦政府全权掌握。这样，联邦政府就有了税收基础和偿还债务的能力。 所以美国联邦政府的成立是财政联盟在先，货币联盟在后。按萨金斯对货币联盟的定义，真正的货币联盟直到内战（1861-1865）以后才出现。联邦政府营救州政府使那些手持州政府债券的债主毫无损失，而正是这些人成为联邦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从未来集资的角度看，哈密尔顿为联邦政府赢得了财政信誉，使人们愿意购买联邦政府的债券。

　　接下来的问题是：联邦政府是否应该主持建设公共设施——建设铁路，开渠航运等大型公程？ 包括哈密尔顿在内的政治精英一致认为不应该。于是，州政府自发集资建设这些项目。19世纪3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甚至进入萧条阶段。资本市场疲软，州政府无法借新债还旧债，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向联邦政府求救。

　　事过境迁，这次联邦政府选择见死不救。理由是，半世纪前的州政府债务主要来自独立战争——那是美国共同的事业，现在则不同。这样选择的后果是：1.联邦政府在债主眼里的信誉低落。2.州政府发现不能依靠联邦政府救助，相继修改各州自己的法律，要求州政府必须自律，保证收支平衡。

　　现在让我们设想，如果联邦政府当时的选择不同，历史会怎样改变？ 如果联邦政府决定第二次救助州政府，那么接下来就会有两个问题：1.这是不是最后一次营救？如果还有下一次怎么办？一次又一次的救助会引发“道德风险”，州政府怎么会有动力修改各自的法律，在经济上严格自律？2.为什么停止在州一级政府？如果市一级或县一级政府入不敷出，无以为继怎么办？

　　萨金斯归纳美国当时情况的四个特点：1.各州政府的债券都有不同程度的严重贬值；2.州政府各自为政，完全不协调财政政策；3.各州也不协调货币政策；4.联邦政府自己有大量债务。 萨金斯这时幽默地问观众：这些特点让你们联想到了什么？

　　不言而喻，人们眼下关心的问题是愈演愈烈的欧元危机。目前的欧元区与19世纪的美国相比，前两点相同，后两点不同。 欧元区有中央银行，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作为一个统一的个体还没有任何债务。

　　最后，萨金斯回到他在讲演伊始提出的三个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没有简单的答案，而是要在权衡利弊后，做“最不糟糕”的选择。 政府在面临债务违约的压力时，要考虑违约的后果：如果违约，债券持有者受损；政府自身的信誉受损，这意味着政府以后融资会更加困难，利率会高得难以承受。违约的好处是，现在不需要急迫地“财政瘦身”——增加税收、减少开支；也就是说，可以继续在让债主受损的情况下，寅吃卯粮。

　　高层政府在决定是否救助地方政府的时候，既要考虑救助让债主皆大欢喜，盘活债券市场，保持政府在资本市场的信誉，也要考虑救助的“道德风险”——地方政府在被救助后容易放松警惕，在财务上不严格要求自己，有依赖中央政府的思想；而且现在不需要救助的地方政府可能会在财政上疏忽大意，以后重蹈覆辙，旧戏重演。地方政府当然清楚：在接受救助的同时，他们也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制约，失去很多自主权；如果不愿意失去自由，最好趁早谨慎计划，自负盈亏。

　　在货币联盟与财政联盟的先后次序上，萨金斯不认为财政联盟必须以货币联盟为前提。时间有限，萨金斯以此作结。至于他的数学公式和模型推导是如何帮助他回答最初的问题的，我们还要在他的长篇著作中寻找答案。

财新专栏作家 陈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