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像大树，长得越高，风险就越大；印度则像一片丛林，横向发展，遍地开花，冲突混乱经常发生，但无妨大碍

（财新专栏作家 陈晋）3月初，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 )作为傅高义杰出访问学者（Ezra F. Vogel Distinguished Visiting Scholar）来哈佛访问一周。在这期间，他有两次公开演讲。 一次是3月7日下午在亚洲中心以“形势变迁：中国与印度重现世界舞台”为题的讲演；另一次是3月8日下午在东南亚历史教授苏格塔•博斯（Sugata Bose）主持下与哈佛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获诺奖)关于重建世界最古老的大学的对话。

　　两次活动凸显新加坡作为中西文化交汇处的特点：既有熟悉西方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优势，又渗透了东方文化和历史的影响。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也体现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自传（书评会发表在第三本《哈佛笔记》系列中）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的《新亚洲半球：全球实力不可避免地向东方转移》的书里（书评曾经发表在原《财经》网的读书专栏里）。

　　与很多新加坡领袖一样，杨荣文深受西方高等教育，又有东方思想文化根基，习惯用英语表达东方特有的思想境界，因而赢得西方听众的欢迎和欣赏。他1954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1973年他获新加坡总统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76年毕业后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198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新加坡武装部队参谋长兼联合行动与策划司长。1988年他辞去军职，步入政界，当选国会议员。从1991年到1999年，他任新闻及艺术部长；从1999年到2004年，任工贸部长；从2004 年到2011年任外交部长。2011年杨荣文在国会竞选中失败，宣布淡出政坛，结束23年的政治生涯。

　　比较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初成为新兴热门话题。两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因被专家们反复比较、被记者们反复报导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

　　杨荣文的比较内容也不外乎这些常识，但他有特色。 在他的描述中，美国的声音、中国的声音和新加坡的声音清晰可辨。总的来说，他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势不可挡，与其逆势而为，还不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说，中印有很好的和平发展、友好往来的前景。杨荣文表达的乐观立场实际却基于隐隐的担忧。 但话不能说得太直白，否则还有什么“外交”可言？意思需要在字里行间体会才能晓得。

　　杨荣文回顾中印两国历史及文化特征。 中印两国都有璀璨的古代文明，都是人口大国；但到了近代，中国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印度完全沦落为西方殖民地。在中国，汉民族占绝大多数，人种单一；印度种族繁多、语言信仰各异。

　　中国历来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地方首长由中央派遣，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大一统的国家。中国从上至下，等级森严，层次众多；上层领导需要信息通畅，而下层领导想营私舞弊，然后封锁信息，直到民众忍无可忍、公开造反、集众闹事以获得上层领导的注意和重视。现代社会中，媒体的触角无所不在，媒体会帮助信息在层级制度中畅通无阻，帮助整个体系更加透明。

　　印度的情况非常不同。在印度，地方实力大，官员来自当地，各自为政，不由分说；中央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整体看来似乎一盘算散沙，所以中央政府不是可推翻的目标。

　　随着中国人收入越来越高，想要孩子的人越来越少，每个女性最多有一个或两个孩子，中国人口很快就会到达顶峰，而印度还有很多人口红利。中国有产权不清的问题，尤其是地权不清，使得由土地而产生的经济利益说不清楚，收入两极分化。但杨荣文坚持，“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中的问题，不是增长停滞的问题，基本体系还是健康的，有很多希望。”这同中国方面的声音如出一辙。

　　相对来说，印度的经济增长比较均匀自然，政府人为的成分较少；法律体系与政府相独立；各种法律纠纷连绵不断，各种争吵铺天盖地、连续不断。杨荣文说，“中国就像一棵大树，长得越高，风险就越大。印度则像一片低矮的丛林，横向发展，遍地开花，冲突混乱经常发生，但无妨大碍，整个体系没有倒塌的风险。”这是西方在中印比较中的主要观点。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杨荣文有意促进中印和平友好，强调中印和平友好的古代历史远远比近代的分歧争端要长得多，主要得多。在20世纪冷战时期，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印度属于美国的阵营。在1962年中印为领土发生战争之后，中印隔阂很大。当中国提出协商议定边界，印度不同意坐下来谈；后来印度提出协商，中国又不同意。藏汉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都夹杂在其间。“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超越近期的不愉快，我们应该看到，除了最近半个世纪外，中印之间历来和平友好，互通有无，相互在对方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杨荣文强调人们的思想应该与时俱进。现在时代变了，中印关系进步了很多，藏独运动也不是中印间的主要问题。印度更多的是为巴基斯坦担心，而不是担心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政府垮台，这会造成国家混乱，极端分子、恐怖分子猖獗，而且就在印度的边界）。中印关系已今非昔比。

　　在讲演中，杨荣文也融入了新加坡独特的视角和立场。他说，印度不会被美国所利用而成为中国的敌人。印度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不会对美国听之任之。例如在世界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印度与中国一样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说话。”对以色列（美国）来说，伊朗是个威胁；对中国和印度来说，伊朗是朋友。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印度对中东的影响很大，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绝对发言权。美国并不担心印度的崛起，但对中国的崛起，有些防范心理。但杨荣文相信，尽管中美在很多领域会有利益冲突，但任何一方都不会用战争的途径来解决分歧。

　　杨荣文的总结发言也有特点，有中国观点的回音。他不相信中国或印度会重复西方的发展轨迹，“他们会信心十足地走自己的路。” 中印两国各自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成为当今现实的组成部分；从长远看，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会更加突出、更加重要。这是恢复古代友好往来的长期历史的途径。

　　杨荣文结合新加坡的经历说明，文化融合、种族融合、友好共存、同时保护健康的竞争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对于中印实力和关系的变化，杨荣文建议，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顺应历史潮流，重新布局，识时务者为俊杰。

　　在问答时间中，杨荣文就中国南海问题说，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一直不错，都不希望让南海问题升级。南海问题很复杂，历史上南海连接着中国与南亚国家。在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一直称南海为中国海域，其他国家也没有反对。但到1982年联合国《国际海洋法》(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出台，其他国家按照这个法律对海域的定义，开始争执这个海域的主权。如果告到国际法庭，胜负很难预测。中国会尽力保全自己的利益，但杨荣文相信，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为此动武或殖民其他国家，这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新加坡显然扮演着调节各国关系的角色。但当杨荣文被问到“新加坡是不是调节人（intermediator）”的时候，他却毫不含糊地否认了，或许他不愿意给新加坡正式戴上这顶帽子，或外交家都有只说不做或只做不说的成分。他只是说，“促进国家间的好感、善意和理解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国家间关系不是零和游戏，而是有正效益溢出的游戏。”

　　有中国访问学者提问，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和活动的理由是：亚洲的小国家需要美国在亚洲与中国抗衡；东南亚国家是否有这样的需要？杨荣文回答，任何小国家都会在外交关系上分散风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人会侵略中国。中国可以更多地使用软实力，发挥精神思想文化的作用，调节国家间关系。美国可以在亚洲部署兵力，但杨荣文建议，美军不要离中国海域太近，免得引起争端。杨荣文重申，中国和印度都有很强大的软实力，他们不习惯用硬实力征服其他国家。他这里提到的“软实力”在第二天与森教授的对话中得到充分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