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的纳兰陀大学要有特殊的亚洲视角，重新发现古老的互助关系，为建立亚洲社区创造氛围

（财新专栏作家 陈晋）在博斯教授的主持下，杨荣文首先解释重建纳兰陀（又译那烂陀）大学的初衷。纳兰陀大学即将建在印度比哈尔邦那烂陀寺的遗址周围。那烂陀寺建于公元416年，规模宏大，是古代印度佛教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这个寺院在鼎盛时期，学者辈出，课程多样，藏书多达九百万卷，包括佛典、比较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冶金术、人体学、医学等等，几乎包括当时所有的人类智慧。

　　那烂陀寺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大学。人们平常所说的“最古老的大学”是指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Bologna）。 那个大学成立于1088年，比那烂陀寺还晚六百多年。博洛尼亚大学只能说是“最古老而且仍然健在的大学”，因为那烂陀寺在1193年被突厥人侵占毁灭。他们是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为了传播伊斯兰教，打算彻底铲除佛教。他们焚烧藏书及寺院建筑三个多月，导致大批僧侣四处逃亡。从此，那烂陀寺失去昔日的光辉，变成一片废墟。

　　基于这样的历史，在这里重建纳兰陀大学不仅是再现古印度的辉煌 ——杨荣文特别说明，这不是宣扬文化侵略主义，更主要的是要继承文化学术交流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社会促进跨国家、跨地域的深入了解，发挥促进和平友好的桥梁作用。杨荣文说，那烂陀大学要成为有亚洲风格的全球性大学（global university with Asian characters）。

　　阿马提亚·森的发言主要描述那烂陀寺的辉煌历史和对新大学的愿景。

　　那烂陀寺七百多年的历史基本可分为两段。从６世纪到９世纪是兴盛时期，９世纪到12世纪是那烂陀寺走下坡路的阶段。在兴盛时期，那烂陀寺周围还有四个寺院，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关联的体系，就如同现在美国东海岸几所著名的长青藤大学，相互有人员交流互动一样。那烂陀寺也是历史上最早的住校大学——师生都住在寺院里。在它的鼎盛时期，有学员有一万名以上，教师两千多名。寺院里的所有建筑都是当时的精品，包括８个建筑，10个庙，还有一个９层楼的图书馆。寺院的四周城墙围绕，只有一个出口，寺院里面有湖泊和公园式的美景。当地的国王崇尚佛教和有学识的僧侣，用税收供养这一切。在9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传播铸成佛教的颓势。有人认为，那烂陀寺的毁灭是古印度文明销声匿迹的开始。

　　七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寺院一直是古印度的佛教中心，集人类智慧于一体的高等学府，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他们有的从西藏来，有的从中国中原地区来，有的从韩国、日本、印尼来，还有的从古希腊和古波斯来。 那烂陀寺培养的著名学者中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玄奘法师。

　　唐三藏的故事脍炙人口。玄奘（公元602-664）原名陈祎，13岁出家，遍访佛教名师，因感慨各派学说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说法，便决心去印度（当时的天竺）学习佛教。公元629年，他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历经艰险抵达天竺。最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一时。玄奘见证了７世纪那烂陀寺的盛况，以他的笔记录了他经历。

　　精益求精、持之以恒使玄奘成为前十名能解释50部经文的法师。他被邀请留在那烂陀寺继续教书研究，但他执意回国，坚持要把真经带回中国，传遍众生。玄奘西行印度求取佛经，前后历经17年，行程五万里，于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带回佛经52筐。从此他组织翻译，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随着印度的佛经传入中国，中国丝绸、医药也流入印度。中印形成良好的关联与互补。

　　玄奘西天取经的意义重大。他帮助保留了古印度智慧，使部分典籍免遭突厥焚烧，让我们现在能与古人沟通交流、心心相映。中国政府在1957年捐款30万元在那烂陀寺附近建造了玄奘纪念堂，以纪念这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这是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的见证。

　　2006年新加坡、印度、中国和日本在这里宣布重建那烂陀国际大学。为建立这所大学，印度国会在2010年9月特殊立法，走特殊渠道，政府特批启动资金和建筑用地。阿马提亚·森坦承：要取得最后成功，仍然需要信心、耐心和领导力；任何事情都有挑战，印度政府效率低下，有些批文要等很长时间，还需要从国际上争取配套资金，更重要的是争取中国的支持和投入。如果中国投入了，其他国家就会跟随。

　　在问答时间中，哈佛前教务长、经济学家Henry Rosovsky第一个提问，即将建立的纳兰托大学在建校目的上与其他大学，例如哈佛大学或剑桥大学，有什么本质不同？我们不都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里为人类文明，为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而促进交流与发展吗？难道你们要在印度复制哈佛和剑桥？

　　波斯教授的回答强调纳兰陀大学的特性。他说，他从印度最好的大学毕业（President's College）；即使在这样好的大学，学生仅仅学印度历史和欧洲历史，没有中国历史、日本历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课程，更没有任何亚洲视角。新建的纳兰陀大学要有特殊的亚洲视角，重新发现古老的互助关系，为建立亚洲社区（Asian community）创造氛围。最先建立的几个院系会包括历史文化学、宗教研究、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学、和环境科学。我们是不是要撰写亚洲版本的教科书还不确定，需要讨论。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要全球招生，吸纳全球最优秀的教师，不计肤色和人种，唯贤是用。

　　这时杨荣文插话，如果不加强文化与知识界的交流，发挥软实力的优势，亚太地区和平友好的局面将难以为继。他说，佛教有很强的精神性，相信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至于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当代是否太渺茫了呢？有人世故地认为，现代化使天人合一的理念完全不能实现。但问题是：如果不能和谐共处，我们还有其他什么选择吗？

　　有听众问：中国对重建这个大学有什么反响？杨荣文说，对中国学者和政府，我们要说明，这个大学是要从事佛学研究，讨论佛学思想，不是传播佛教。我们目前只停留在学者交流的层面。森教授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指导方针，但他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去北京，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思想上的变化。

　　有听众问：那烂陀寺所在地基本上是穷乡僻壤，距离最近的城市（Patna）也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55英里）。这个项目已经开始了六七年，仍然困难重重。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为什么不通过网络建立一个网上大学，即可以达到目的又可以省时省力？

　　三位教授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实现我们的目的需要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那烂陀寺曾经是佛教圣地，有璀璨的历史，我们有责任光复那段辉煌，为亚洲未来的和平繁荣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