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陈晋 > 【哈佛笔记15】国际章程与国家意志孰重?

【哈佛笔记15】国际章程与国家意志孰重?

2月26日当天的全球化课程,由Lant Pritchett教授主讲,但萨默斯也来了,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右侧。

这节课的题目是“国际准则和规定意味着你不能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Pritchett首先解释,经济学家并不轻视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例如,员工由于自由贸易工作移向海外,而经历再次找工作、搬家的麻烦和精神紧张。这些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在理论上都被经济学家折合成价格——通过询问当事人“给你多少钱你才不介意再次找工作,再次搬家呢?” ——计算在体系设计之内了。

接着,他讲解什么叫“动态一致(dynamic consistency)”。当一人应履行诺言却因各种突然原因而不履行,就叫“动态不一致。”他人若预计某人将“动态不一致”,则事前不会与其签约合作。这正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如此艰难的原因。

Pritchett教授重点讲述了两个案例。其一发生于1990年,泰国以保护国民健康为名,依据GATT第二十条排斥以美国烟草公司为首的跨国烟草公司。对此,美国用国家待遇条款起诉泰国——如果泰国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则应像排斥外国烟草业一样禁止本国烟草业。调停小组最终按照GATT第十一条判决美国获胜。

另一案例比较复杂:上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起诉美国以保护海豚为名,保护美国的金枪鱼捕捞业。美国制定过一部保护海豚的法律,禁止进口通过“袋状网围”捕捞的金枪鱼。

海豚与金枪鱼有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墨西哥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大量使用“袋状网围”捕捞金枪鱼,以降低捕捞成本,但这致使大量海豚丧命。

墨西哥认为,美国不应将自身保护环境、爱护海豚的条款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且,一国是否允许进口金枪鱼,应依据其质量、价格而非依据捕捞金枪鱼的过程。

“美国制定这一法律旨在保护海豚,如果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就意味着这一法律在执行过程中被打折扣。如果要在自由贸易和保护海豚之间作选择,我们宁愿选择保护海豚。” Pritchett教授说,“尽管每个人都喜爱海豚,但GATT调停小组考虑,如果评判美国胜诉,那就意味着在贸易摩擦中,生产过程比产品本身更重要,就很容易给贸易保护主义者更多的借口、更多冠冕堂皇的幌子阻碍自由贸易。基于此,GATT调停小组判定墨西哥胜诉。”

这个案例引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如何运用法规是正确的?如何运用法规又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作掩护?这就又回到了萨默斯在开学第一天讲到的如何处理好国际化、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三者关系的问题。

在这节课的最后几分钟,萨默斯举手提问,“Pritchett教授似乎认为GATT在这一案子中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我想说的是,美国的这一法律是在环保主义者的倡议下制定的,不是在国内金枪鱼制造商的倡议下制定的。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选择,而非打着掩护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此,Pritchett教授回应称,“主观上的动机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衡量。例如,法国农民和小食品店店主反对麦当劳进入法国,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你说他们真的是在感情上受了伤害,还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打掩护?”

“我想主观上的正确要比客观上的错误强很多。”萨默斯立即回答,然后反问,“一个问题是,在当时的GATT规则下,GATT调停小组是否作出了正确判决?你的回答可以是Yes。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在国际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允许有更多的体现国家意愿的国家选择?”

Pritchett教授摇摇头,“我的回答是No。”萨默斯笑了,“Pritchett教授,你保持了动态一致(you’re dynamically consistent)。”

这时,墙上的钟表正好指到下课时间——下午1时。学生们对两位教授的即席对答给予热烈掌声。Pritchett教授向台下的学生们挥挥手说,“且听下回分解(to be continued)。”

这已不是两位教授的第一次即席对答。一周以前,萨默斯介绍完全球化(从1870年到冷战结束)的历史之后,留了几分钟时间,问学生还有什么问题。沉默了一阵以后,坐在第一排的Pritchett教授举手提问,“全球化是不是就是美国化?它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如果有,有什么区别?”

由于临近下课时间,萨默斯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全球化,而不是美国化。‘美国化’这个词更适用于冷战期间,当时我们的对手是苏联,美国化是相对于苏联而言。现在我们没有和任何国家冷战,也就无所谓美国化。而且全球化有它的规则,美国并不总能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



推荐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