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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为本科生主讲“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这门课。他很注重宗教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在亚当·斯密以后两个多世纪中的不断变迁。宗教的与时俱进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和指导意义。

经济学教科书的历史变迁

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雏形要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英国。现在所谓的“经济学”这个概念最初来自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写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这本书在1890年首次印刷,前后共出8版,内容也从第一版的750页增加到第八版的870页。1919年,此书在牛津大学取代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成为经济学标准教科书。

马歇尔把供给、需求、消费者剩余、边际福利、价格弹性、生产成本、规模经济、短期和长期不同时间段的意义等重要概念组成一个融会贯通的动态体系。他首次使用图形说明问题,把“边际主义革命”(Marginalist Revolution)――斯密革命(Smithian Revolution)后的第二次革命 - 推向数学化,使边际概念成为经济学中一个主要分析工具,大大增加了分析强度,奠定了数学经济学的基础。

消费者怎样决定买多少苹果呢?他会一个苹果、一个苹果地买,直到他的边际福利等于一个苹果的价格。卖方也会把价格定在最后一个苹果的边际成本。雇员怎样决定工资低于多少他就不干了呢?他会工作到每小时工资等于他的边际损耗(marginal disutility)。雇主会把每小时工资定在员工的边际生产效率(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如果工资高于这个效率,雇主也不能干了。同样,借贷利率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所有中级经济系的学生都会花很多时间掌握这些均衡模型的动态变化,及其隐含着的个人、家庭、公司的最优选择。这些模型在宏观层面也意味着很强的结论,但并不完美,因为这些模型只讲效率,不涉及公平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马歇尔没讲到:有些东西的价格弹性是零或者无穷大。在这些情况下,价格信号不适用或者失灵,那么就没有效率可言。 例如,饮用水和至关重要的医药产品在天灾人祸之后成为生命必需品;有些工作即使不挣钱,生产者也会照样做这些工作。

马歇尔有意不让数学掩盖经济学的实质,所以把数学推导都放在脚注或附件中。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清晰地解释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1)把数学当作一个简便的语言与人沟通思想的实质,但不能把数学当作思考探索的引擎(an engine of inquiry);2)运用数学工具直到把问题完全想通;3)然后把结果翻译成正常的英语;4)再选用一些对生活重要的事例,解释从数学推导得出的结论;5)扔掉那些数学推理;6)如果第四步行不通,那就扔掉第三步。我自己经常这样做。” 而现在的许多所谓“经济学家”恰恰是把数学当作了思考和探索的引擎。他们思考问题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数学出发,得出的结论要不就是不着边际,要不就是与生活经验背道而驰。

经济学在19世纪后半期逐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不再附属于哲学或政治学。到1890年止,美国已经有9所大学建立了单独的经济系。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作为专业行会成立了,1886年出版《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哈佛大学经济系于同年年创建《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QJE),芝加哥经济系于1892年创建《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PE)。这些都是目前经济学界的权威杂志,历史悠久。

在马歇尔之前,只有政治经济学。美国第一位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是Daniel Raymond (1786-1849)。他在182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要素》(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是美国本土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带有强烈的清教徒理念和社群意识,甚至还有一些平均主义色彩。Raymond认为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在多数情况下是矛盾的,而亚当•斯密看到的更多的是二者的协调统一。他还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认为劳动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劳动不是人的本能,人是为了满足自身生理的需要和生活的便利,被迫的劳动,所以劳动本身带有负效用(disutility)。Raymond的社群意识和平均主义色彩随着美国经济在19世纪的迅速拓展逐步被边缘化。

从美国内战(1861-1865)到一次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中,由于铁路、机械、水力、桥梁、通讯手段等技术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农业商业化、土地规模化、工业城镇化。虽然人口在这段期间增长两倍,到一亿以上,1914年美国人均收入(6270美元,以2009年美元记价))仍然是1867年(2747美元,以2009年美元记价)的两倍以上。人口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的荒郊野岭艰难跋涉。清教徒勤劳勇敢、永不停歇的征服自然;有极大的工作热情和精神耐力,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George Bancroft (1800-1891)是第一个写美国完整历史的人,用 了从1834年到1874年的四十年时间,共出版十册。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财富来自勤劳。当时美国地广人稀,不存在生产资源边际劳动率递减的问题,而且欢迎有各种宗教信仰的移民。Bancroft相信,只要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保障人身自由,整个社会就会和睦相处。

其他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比Raymond更加乐观,相信经济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持续增长,因为神是慈善的,爱人的,它设计的世界就像牛顿发现的世界一样规律、精湛、美好。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中,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和谐统一。当时,美国政治经济学家都是一些宗教领袖或者大学里的道德哲学教授,他们把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宣传渗透到大众和学生当中。 John McVicker (1787-1868),Francis Wayland (1796-1865) 和Francic Bowen (1811-1890) 都是这些人的代表。与此同时,英国最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家、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 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被再版多次,在1919年以前一直是有关经济学主要教科书。

19世纪后期,美国财富迅速积累。宗教领袖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对此有两种认识。一种非常积极,他们的理念统称为Gosple of Wealth(财富的福音)。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在贫穷中变得文明;社会需要财富,也需要创造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勇敢创造、努力工作、诚恳待人,由穷变富;这是每个人的任务。财富代表了一个人坚忍不拔、诚实勇敢的品格。有了财富,我们才可以做有道德的选择,使这个社会井井有条、彬彬有礼、宽容大度。从长期来看,品格和道德与财富是相辅相成的。对财富的另一种看法带有强烈的改良主义色彩,统称为Social Gosple(社会的福音)。从1882到1896年间,人均收入几乎没怎么增长,财富两极分化,城市贫民生活悲惨。持改良主义观点的教会更关注财富的分配,主张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设立每小时最低工资,每天最长工作时间等等。此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育了凯恩斯主义。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要经济学教材是萨谬尔森(Paul Samuelson,1915-2009,1970年第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奖)于1948年首次出版的《经济学:一个介绍性的分析》(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这部教材再版19次,影响几代人。萨密尔逊在1947年写的《经济学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s,1983年再版)被公认为一部巨著,把数学经济学推向高潮。虽然他把数学带入经济学的显著位置,他并没有远离生活。他常以凯恩斯视角看问题,与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学家(monetarists)各执一词。

1998年曼昆写的《经济学原理》首次出版,取代了萨谬尔森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逐渐成为标准教材(其写作背景和教材特点,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一书第17页,曼昆系列中的《撰写教科书》)。即使今天的经济学再有“科学工具”的性质,它也曾经是人文学的一个分支。随着人们思想、信仰、面临挑战的变化,经济学也需要与时俱进。

宗教信仰对当代经济政策的影响

在学期末的最后两节课中,本杰明·弗里德曼由远及近,讲述宗教思想对当代经济政策的影响。最近几年有田野调查显示,很多中低层收入的美国人在美国经济政策中支持与自身利益截然相反的立场。这非常令人费解。弗里德曼举例说明。2009年,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只适用于夫妻共同年收入在372950美元以上的家庭,而全美国只有小于1%的家庭有这个限度以上的年收入(实际比例是三分之二的1%)。当你问,“美国政府是否应该提高最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大多数美国人的回答是,不应该。而这样回答的美国人中,有很大比例是中低收入人群。对他们来说,372950美元的年收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提高税率根本就不会影响到他们,只会对他们有利。当政府从富人那里得到更多税收的时候,就有能力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为穷人提供更多的转移支付,低收入人群很可能是直接收益者。 中低收入人群对经济政策的立场完全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什么呢?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当你在田野调查中问,“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取消35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税?”有44%的美国人说,应该。 有多少美国人才有这么多的遗产呢?2009年,只有四分之一的1%的美国人才有35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这与认为应该取消遗产税的美国人44%的比例完全不符。这说明,有很多中地层收入的美国人认为富人不应该交纳遗产税。他们的观点再次与他们的自身利益完全相反。

政治学家从民主选举机制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民主不是说人民本身对所有经济政策都自己做主,而是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的方式来间接地决定政策。人民代表又分成不同的党派,而党派的数目远远小于不同性质的问题的数目,于是很多人的很多意见不能被代表们反映出来,被这种选举机制淹没了。从总体来说,政策分为社会和经济两大类别。自由派代表自由的社会政策和自由的经济政策;保守派代表保守的社会政策和保守的经济政策。那么,那些在社会政策上保守、在经济政策上自由的选民和在社会政策上自由、在经济政策上保守的选民就不得不选择不完全代表他们的党派。到底支持哪个党派取决于在投票的时候,到底是社会问题更重要,还是经济问题更重要,并由此划线,选择支持的党派。如果两个党派在经济政策的立场非常相象,那么在社会政策上的立场就会决定选民的支持率。

但是这种解释与最新的选举数据有出入。弗里德曼有意酝酿另外一种解释。他提问,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2个总统中,哪个总统最反对征税和政府管制?学生不约而同,都认为是里根总统和小布什总统。哪个总统与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福音新教”,指致力于传播基督教“福音”的新教教派)关系最密切?答案又是里根和小布什。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 很成气候的社区大多在美国的南部和中部的州,那里中低收入人群的比例相对较高,但基本主张“小政府”——减少税收、政府预算和花费;支持取消遗产税。他们对政府管制的容忍程度也比较低,相信允许自由选择越充分的环境越有利于个人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 如果你问他们,“你是否相信,努力工作一定会使你成功?” 那里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主流新教派(mainline protestantism)和无神论者一般分布在美国东部和西部比较富裕的地区,他们对经济政策的主张与住在美国南部和中部的多数人相反。他们不完全相信努力工作就一定会成功。还有一些人完全不相信这个观点。弗里德曼意在说明,人们对经济政策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与人们的信仰密切相关。 尽管从宗教中演变而来的一些生活态度完全可以独立于宗教而存在,例如,勤俭节约、努力工作、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等等,但宗教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分裂组合而来的不同派系仍然影响着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立场。

经济学承认,税收减少人们追求私利的动力,因为利润的一部分被政府收走了;但税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其他人获得好处。政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自由,但在防止市场失灵、市场垄断、过度剥削等方面可以起到增加整体福利的作用。经济学还不能确切地量化这些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经济学家喜欢建立包涵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模型――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做些什么。经济学家不喜欢另一类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人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

例如,经济学家不喜欢贫困――暴力陷阱模型(Poverty / Violence Trap Model)。在这个模型中,众多的公式表达了一个很潜显的逻辑:收入越高,贫困越少——贫困是收入的函数;投资越高,收入越高——收入是投资的函数;暴力活动越少,投资越高――投资是暴力活动多少的函数;贫困越少,暴力活动就越少——暴力活动多少又是贫困的函数。 这就回到了系统的初始条件。于是,一种地区有良性平衡或良性循环;在那里,贫困少,暴力少,投资高,收入高。另一种地区有恶性平衡或恶性循环;在那里,贫困高,暴力多,投资低,收入低。在这类模型里,初始条件就决定了最终结局;人是无能为力的,无法打破恶性循环。经济学家更愿意相信,人是有所作为的;人可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实现更美好的明天。这与他们有线性前进的世界观很有关系。

弗里德曼接着自问自答。如果没有宗教领域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从命中注定论到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弘扬神的伟大,到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幸福;从相信人类社会的循环往复到相信明天会更美好),斯密领导的思想革命(Smithian Revolution)是否会发生?弗里德曼说,很可能会发生,因为很多经济思想可以独立于宗教问题而存在。如果没有宗教领域的思想变革,低税收、小政府――反政府管制、自我选择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是否会在美国如此根深蒂固呢?弗里德曼认为不会。自食其力、自我实现、日新月异地提高自我和社会的乐观主义思想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美国人相信,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为精神生活的提高创造条件,整个社会也更有可能成为有道德、讲美德的社会。 这与弗里德曼在他2005年的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结果》(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的中心思想完全一致(《哈佛笔记》专栏中《哈佛前校长谈“有关幸福的政治”》有对这本书批判性的评论)。

最后,弗里德曼总结讲述经济思想与宗教思想相互关系的意义。它一方面在于理顺经济思想史,说明斯密思想革命的重大意义——它可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在于从更深层次上理解选民对当今经济政策的态度和看法,从而进一步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并提高经济政策被广大选民接受和认可的程度。这与弗里德曼在开学第一天对整个课程的综述首尾相应(详见“哈佛笔记109: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背景”中的前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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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

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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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驻波士顿特约记者,《哈佛笔记》专栏作者。她曾任《世界时报》(WorldPaper)记者和研究员,哈佛商学院研究员,网络杂志《视角》(Perspectives) 的资深编辑,学生杂志《哈佛评论》(Harvard China Review)主编和主席。2007年她获OYCF-Gregory Chow Teaching Fellowship教学基金的支持,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教授短期课程, “经济报导:问题分析和评论员文章”(Economic Reporting: Issue Analysis and Opinion Pieces)。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社会问题及公共政策。2002年她从哈佛大学获亚洲研究硕士(MA),1997年从波士顿学院获商业管理硕士(MBA),1995年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路易斯克拉克学院(Lewis & Clark College, Portland, OR)获数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BA)。她和先生及两个孩子住在美国麻州剑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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