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晚,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著名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就他的新书《实力的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 发表讲演。2008年9月奈还在哈佛大学介绍他当时的新书《领导的能力》(The Powers to Lead, Oxford Press, 2008,详见《哈佛笔记》专栏《约瑟夫•奈谈如何培养领导能力》或即将出版的《哈佛笔记之二》),现在就已经为另一部新书游说宣讲了。奈在1995-2004年间曾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在1994-1995年间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助理部长(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在国际关系领域里,他创建了被广泛引用的“软实力”(soft power)和“硬实力”的概念。
与《领导的能力》相比,《实力的未来》更体现奈的主要学术思想和政治见解,是他在2005年出版的《软实力:在世界政治里通向成功之路》(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中“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个概念的自然延伸,而《领导的能力》只是他思想的一个分支。
硬实力、软实力与聪明的实力
奈首先定义什么是“实力”(power)。实力就是影响别人,让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的能力。有人说,奈所谓的“实力”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影响力”(influence)。但影响力没有实力听起来那么重要,那么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无论哪个词更确切或更朴实,让我们暂且用奈的语言词汇,摸索奈的思想内容。奈说,实力本身没有好与不好,关键要看怎样运用实力。这就像人体的热量,太多不好,太少也不好,关键要适度。
让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传统办法是“胡萝卜加棍棒”——顺我者会得到好处,逆我者会得到惩罚。这是奈所谓的“硬实力”,别人因为恐惧而听从你或因为想得到好处而讨好你。另一种影响别人的办法是通过游说,即宣传和教育,说服别人,让他们心服口服,心悦诚服,甚至欣赏你,佩服你。这就是奈所谓的“软实力”。说服别人的这套说辞是软实力的基础和源泉,非常重要。灵活巧妙地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达到你所希望的效果的能力被奈称为“聪明的实力”(smart power)。
奈接着纵观全球实力的变化,总结出两条方向性特点。一是“实力移动”(power transition),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以“亚洲崛起”(rise of Asia) 这个常见词为代表。二是“实力稀释”(power diffusion),从国家到非国家个体(non-state actors)。奈纠正一个常见错误:“亚洲崛起”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亚洲复兴”,因为在几个世纪前他们曾经领先于世界。
信息技术革命对全球实力分布的影响
最近几十年在国际舞台上,实力在这两方面的变化被奈归结于来自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使计算和通讯成本呈直线下降,遽然降低了原本不在国际游戏之外的国家和非国家个体参加进来的障碍。奈惊叹信息革命为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不无感慨地说,20世纪70年代他还在政府工作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了了解苏联境内一平方英里的地形,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巨资,现在只要你上网查google earth,分文不花就能获得同样的信息。
信息技术革命意味着国家必须学会与非国家个体和组织(例如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在国际舆论中平分秋水;同理,原来占据国际游戏主流的西方国家也要处理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与萨默斯的主导思想之一吻合,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一书中第二章萨默斯系列)。国际舞台上角色多元化使国际关系更加复杂。最近埃及和突尼斯政局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奥巴马政府必须区别对待以穆巴拉克为代表的政权和在大街上示威游行的公民社会,政见要因对象不同而不同。
因特网的成长大约只有四十年的时间,网页只有最近二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就有了根深蒂固的变化。美国国家安全因此而受到威胁,有可能不堪一击。奈认为,网络世界的安全性太重要了,不能完全让科技人员掌握,也不能让情报人员掌握。他的言下之意是要政治家参与,从大局出发,制定框架性公约。核武器在20世纪40年代被应用,国际社会直到七八十年代才建立了有效的国际框架,制约各个国家核武器的研制及应用。奈说,现在国际社会对互联网的制约才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制约核武器的水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正所谓“任重而道远”。
奈接着又回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在战争中,双方拚的是硬实力,这包括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在和平时代,人们拚的是软实力,看谁的一套说辞最能影响别人的倾向性和选择,最能影响国际社会议事日程的制定;也看谁最有亲和力和凝聚力。就在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在上海举办世博会,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为软实力投资的时候,美国却在为软实力减少开支。奈举例,当一个国际援助、国际交换项目从美国国防部转移到外交部的时候,国会把这个项目的预算裁减了一半。这自然会影响到美国在21世纪弘扬自己的软实力。奈隐含着对美国政府,特别是国会议员目光短浅的指责。奈也承认,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酿造,从美国爆发的。
美国在走衰败之路吗?
这些因素是否就意味着美国从此就走上了衰败之路呢?奈的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美国走下坡路的原因更多的是心理上因素,而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但这种主观看法的影响和后果非常严重。例如,如果美国在外交上对中国让步,中国把这看作是美国实力下降的表现,这就很成问题。奈从两方面具体分析为什么很多人认为美国在衰退。一方面,这些人把美国的现在与以前比较,即时间上的纵向比较。美国政府赤字严重,的确非常棘手;美国基础教育不好也是事实。但在奈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美国建国之初、世界一次大战之后,美国政局都非常分化,面临的挑战不比现在容易,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更加艰巨,但是美国都挺过来了。奈的言下之意是,美国现在的挑战也一定能够克服。他说,只要美国能够保持开放的大气候,容纳不同种族,不同类型的人,保持朝气蓬勃的活力,美国的前途就不会比过去差。奈引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中美的比较:虽然中国可以从13亿的巨大人口中挑选吸纳人才,但美国却在全世界70亿人中广纳人才。
另一方面,说美国走下坡路的原因是跨国家的横向比较,其中中国经济双位数的增长使美国相形见拙。奈承认,中国经济如果按现在的势头发展,中国经济有可能在今后十年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但是衡量中国人生活质量的人均GDP到本世纪中期还不会超过美国;中国的军事实力更不会在可见的未来超过美国;而且中国的软实力因为没有健康成长的公民社会而非常有限。放弃对言论及媒体的管制会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会超过美国吗?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继续走上坡路,中国会超过美国吗?与美国政界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相比,奈的语气显得轻松乐观,但同时保持谨慎的态度。这正是所谓的“在战略上藐视对方,在战术上重视对方”。有人把现在的中美关系与20世纪初英国和德国的关系相提并论(详见《哈佛笔记》专栏关于弗格森的文章《历史学家看中美关系的趋近与背离》或在未来出版的《哈佛笔记之三》)——英国和德国紧密的经贸关系并没有阻止世界一次大战的爆发。奈不这样看,但他呼吁对中美两国关系要有更复杂细微的理解,创建更巧妙、更有说服力的一套说辞(narrative)来影响对方。在对待中国的策略方面,奈很谨慎。他预计,日本、印度和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本身就非常警惕,心存芥蒂;他们不会与中国拧成一股绳;美国只要与这些国家保持好关系就可以了。
最后,奈又回到他创建的“三纬”思想体系。在军事层面,美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大国。在经济层面,世界有多极鼎立,美国只是其中之一。在跨国界的社会层面,实力已经分散到多种角色;我们要学会通过合作与其他角色分享实力,而不是凭借实力欺压别人。奈总结道,我们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我们更需要创造性的思维,深入探讨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不同的问题上以不同的方式谈论运用它们,从而创造出“聪明的实力”。
奈即席答疑
在问答时间里,哈佛大学政府系年过八旬的著名教授、欧洲问题专家郝夫曼(Stanley Hoffmann )对比较国家间实力变化这个问题发表评论。任何国家衰落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内因,不是外因;不是因为别的国家强大了,能够把这个国家打败,而是因为这个国家自己本身内部的衰败,就像罗马帝国的坍塌一样。每当郝夫曼关注美国国内选举的政治时,他都会觉得美国人的思想境界一塌糊涂,甚至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美国选民关注的不是有关国泰民安的大事,而是例如花边新闻等耸人听闻,但实际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大多数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漠不关心,不愿学习,不思进取。郝夫曼对此情不自禁地直摇头。
奈当然也认同郝夫曼的观点,但他说,美国政府三权鼎立的本身就不是为决策高效而设计的;美国宪法的设计者就是要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最大限度的自由,所以目前在华盛顿各种政见鼎立的局面是意料之中的,是美国18世纪的“国父”们早就想到,并且特意安排的。 奈再次强调,美国历史上有更艰难的时刻:19世纪的南北战争、20世纪五十年代极端反 共的麦肯锡主义等等在当时看起来都是无法逾越的困难,但是美国都走过来了。尽管美国现在有多重挑战,奈相信,美国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战胜挑战。
还有听众提问,如果一个印度人写《实力的未来》,他会怎么写?如果一个中国人写《实力的未来》,他会怎么写?奈清楚地知道美印关系中也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印度人的看法是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会有三强鼎立:印度、中国和美国;与中国相比较而言,印度人会觉得与美国相处更好一些。如果中国人写这本书,他的基本思想会是:中国在走上坡路,美国在走下坡路,很快就不行了。只有思想更复杂、更出色的中国分析员才会与奈的想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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