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2011年1月萨默斯（Larry Summers）重返哈佛。在奥巴马政府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两年后，他对时政有什么看法呢？

根据《国际经济》杂志（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Winter 2011）的采访，他对中美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他对美国经济的诊断仍然是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足情况下的流动性陷阱。 他对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评价是：它不可能又不起作用，又制造通胀；二者不可能同时为真命题。他对美国国债市场的看法是：美国国债价格既有理由走低，也有理由走高。

对美国政府在挽救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萨默斯反对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去维护一小撮人的利益的说法，坚持政府在维护金融市场体系正常运作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损失纳税人的钱，而且为纳税人赢得利润的立场。他小心地区分政府与精英阶层的关系，承认如果这个关系过于密切，政府的正当性会受到质疑。

中美关系

对于中国要在新技术方面，包括军事技术，投巨资15亿美元，与美国的经济重点在于复苏房地产市场和个人消费的反差，萨默斯说，当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去逝的时候，他还相信苏联会在1985年前超越美国，比美国富裕。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在1979年出版畅销书《日本第一》（Japan Is Number One）。这些对长期形势的预见在事后看来都不正确。事实上，一个国家在一个十年内的经济增长率与下一个十年的增长率，总的来说，相关程度很低。所以，用过去的形势预测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对中国的担心被化作美国加强教育、重视研发投资和控制借贷的动力，那么这是好事。但中国的发展趋势很容易被夸大。中国人均生活水准还不如两代美国人以前的人均生活水准。中国政府面临的局势也很严峻。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人非常容易夸大自己的难题，同时低估中国在政治、环境、金融和社会变迁中的巨大挑战。对技术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对任何政府都非常有吸引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莫斯科地铁系统的看法和今天人们对中国高铁的看法一样。中国高速铁路非常快，但它的技术还不是最先进的技术。

美国人很容易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放置四海的真理，很难想象人们对世界还能有不同的看法。中美之间的关系需要很多沟通、理解、谅解和信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最糟糕的结果。两三百年后的历史会证明，中美关系比冷战结束和伊斯兰国家间的矛盾更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区别政府在挽救危机中的作用与政府和精英阶层的不正当关系

记者问，美国和欧洲的精英们想方设法，不惜动用纳税人的钱，使银行资产看起来更健康。几十年以后，人们会不会认为现在的精英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挽救那些本来就不可持续的资产价值？

萨默斯强调，美国纳税人在这场危机中没有吃亏。无论其它国家的情况怎样，美国的情况是：政府不但从挽救银行和汽车公司的过程中全部收回了纳税人的钱，而且还赢得了很多利润。美联储从救市当中得到的利润，使得上缴财政部的利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纳税人会因此而减少纳税。

记者问，华尔街前20名的银行都可以从美联储的低利率窗口（discount window）贷款，并享受几乎是零的利率，中小金融公司却没有这个条件。而正是这些中小金融公司在创造就业，这公平吗？

萨默斯反驳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补助、救济、转移到精英阶层的公众印象。他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但他承认，美国中产阶级的顾虑一直在增加。一般来说，中产阶级的倾向性直接影响政治选举的结果。如果中产阶级担心精英阶层在剥削他们，他们在选举中会倾向政治左派。如果中产阶级担心他们的纳税钱会被政府拿去救济不配救济的穷人，他们在选举中会倾向政治右派。2008年总统大选显示，中产阶级担心的是前者——他们担心政府拿他们的钱去帮助精英阶层。这促使了民主党上台执政。

萨默斯清楚地知道，有人担心：精英阶层不属于任何国家，他们更像是达沃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而不是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萨默斯说，要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全球化必须证明它不意味着区域化、地区化的解体。怎样的政策让政府破费、怎样的政策为政府省钱，这里面有很大区别。认为2009年拯救经济危机的政策项目是破费了纳税人的钱的看法是完全错的。但萨默斯承认，如果政府与精英阶层的关系日益紧密，那么政府的正当性就会受到质疑。

美国长期经济走势与中产阶级生活状况

记者问，最近十年（2000年到2010年）的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2.6%，而1945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3.4%。看起来只有0.8%的区别却意味着丧失了上千万份工作，所以美国经济低于以前的平均水平。美国股市被美联储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如果你有很多股票，那很好。如果你是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中产阶级，那你的情况就太糟糕了。这样的体系从政治上说，是可持续的吗？

萨默斯说，美国今后十年的挑战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福利。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去掉通胀后的真实收入）长期以来停滞不前。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电视机、冰箱、衣服、甚至食品的真实价格，中产阶级在这些方面的实际消费能力还是有进步的。虽然房产价格在最近三年有所下降，美国中产阶级感觉生活窘迫的原因主要来自医疗保险、幼儿园和住房等方面的花销。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在上任之初就着手医疗改革。

我们需要创造就业，所以公共设施建设不仅仅是“逆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而且一直非常重要。最近这些年，受打击最大的人群是没有大学学历的、靠手工劳动的男人。建设公共设施会为这部分人创造就业。

对中国中产阶级状况，萨默斯说，中国人比他们上一辈人的生活好了很多倍。这是正常的。人们都指望他们的下一辈比自己生活得好。中国的问题是“仇富”心理和仇恨社会精英的心理非常严重。社会精英阶层的正当性成为问题。

对欧洲人来说，他们担心的是未来人口老龄化以后的社会，再加上部分欧洲国家的财政危机。普通德国人想不通为什么他们要为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这样在财政上不负责任的国家买单。欧洲一体化是人类社会辉煌的创举之一，但是普通市民却认为这是社会精英为他们自己制造的社会构架，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关于欧洲宪法的辩论就反映了普通人眼里的正当性与精英眼里的正当性之间的鸿沟。话又说回来，对机制的信任在全球范围内都愈加成为问题。这个世界越复杂，这个世界就越需要机制起作用；与此同时，这个世界却发现人们对机制的信心在悄然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