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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有相似之处。一个人无法完全控制另一个人,但可以尽力控制和改善自己。要想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己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陈晋)网络时代,信息泛滥,几乎没有不透风的墙。绝大部分信息都是公开的——只有太多,没有太少。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谁还能说出什么耸人听闻的“秘密”吗?更不用说在学术场合了。

   那么为什么很多哈佛大学的会议却明文规定off the record (不可转述,至少不能点名道姓地说——谁说了什么)?这是不是煞有介事、故弄玄虚呢?不全是这样。

   从会议组织者的角度说,他希望与会人员能够畅所欲言,口无遮拦,不会因为担心说错话而减少会场上发生的激辩的可能或思想碰撞的火花。所以会议组织者必须说,会议是off the record,即使有些讲演者或发言人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通过媒体发扬光大。

  为了尊重会议组织者,《哈佛笔记》专栏从此不再点名道姓,除非有发言者首肯或有发表过的文章或书籍为据。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不点名道姓,读者怎么知道某一个观点的分量?很多人可以说同样的话,但由于身份不同、历练不同而影响各异。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好的答案,只能说我的身份要由“专栏记者”变为“专栏作者”。 我争取为读者提供最贴近原意的阐述,但其重要程度如何,最终还要靠读者自辨。

  话说美国外交政策。任何成体系的外交政策都是建立在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之上的,所以在谈外交政策之前必须先谈世界观。

  有一种旧的世界观是基于对18和19世纪国家间关系的解读。那时国家之间是不可渗透的,每个国家拥有完全独立的主权。现在的世界不同了,每个国家都是个多面体;在不同侧面,国家间是完全可以相互渗透、影响,甚至联合起来。

   这就像誉满全球的儿童玩具乐高(Lego)。孩子们可以把乐高搭成的房子拆成无数塑料零件,然后重新组装成新的玩具:汽车、飞机、火车、轮船、坦克等等。只要想象力是无限的,重新组装的方式就是无限的。国家也是一样。每个国家在不同的侧面就是一个零件。任何一个侧面可以把不同国家联系成一个网络。例如,在国家安全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就是一个网络,有28个成员国。在环境方面,有40个城市自发地组织起来节能、节水和各种资源。他们不愿意坐等世界环保协议,而要采取行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力所能及地保护环境。这些遍布全球的40个城市也是一个网络。

  用旧的世界观看待世界的时候,我们用的描述语言是:世界是单极的,还是两极的,还是多极的。在新的世界观下,我们的视角是不同的。我们不再说某个国家是“世界一霸”,或某些极少数国家形成世界的几“极”。取而代之的是,“在某个方面,某个国家的某个城市是这方面的中心枢纽(hub)。”世界是由无数个网络构成的,每个网络都有自己的中心枢纽。

  以新的世界观和网络的视角看待世界会有不同的启发。第一,每个城市和每个国家要争取成为多个网络的中心枢纽。第二,有中心枢纽城市最多的国家是最强大的。美国有高科技的中心枢纽硅谷、影视娱乐业的中心枢纽好莱坞、资本市场的中心枢纽纽约、和高等教育业的中心枢纽波士顿。一个国家拥有的中心枢纽城市的数目越多,就越强大。

  第三,任何一场战争的范围越局限越好,选择攻击目标的目标越小越好,影响越大越好。从这个角度说,“手术袭击”或“要害袭击”(surgery attack)是行之有效的上策。

   第四,面对任何国际争端,美国不应该过早“出头”——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一方,攻击另一方。美国应该做的是:创造一个让当事人或与事端有关的国家和地区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的环境。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不应该主动出军,领衔打败叙利亚政府,而是要让周边国家或有关国家自己觉得忍无可忍,做好军事行动的准备,只有这时美国才助他们一臂之力。换句话说,美国要等到水到渠成,才能行动。当然这不是机械地旁观事态的发展,而是要积极地影响周边国家的民意和政府意图。按照这个说法,美国扮演的角色不是“世界警察”,而是“国际争端的调停人”。

  第五,美国要主动创建新秩序和新机构。例如,围绕“反恐主义”就可以建立起新的网络。如果美国要成为国家安全领域中的中心枢纽,美国就要主动与众多国家建立关系与合作。从美国总统大选来看,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在这方面不如民主党奥巴马。他看起来更注重各方利益和激励机制(动机),对如何短平快地解决具体问题更感兴趣,而不是通过建立规章制度,长期稳健地解决根本问题。

  第六,在新的网络世界观下,政府的作用是搭建平台,允许并鼓励私有部门——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建立起各自感兴趣的网络,并从中汲取营养,成就自身,即“政府搭台,别人唱戏”。

  放眼未来,美国要想重新振兴,就必须解决一系列自身的问题。第一,政府赤字及债务。美国政府债务累累,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再加上国会山两党之间水火不容的政治斗争,原本就很严重的经济问题被上升到政治问题,一拖再拖。

  第二,虽然美国非常强大(这里power的概念其实就是约瑟夫·奈(Joseph Nye)讲的硬实力),但影响力很小(这里influence的概念就是奈讲的软实力。关于奈的主要思想,详见2011年春季《哈佛笔记》专栏《信息技术革命对全球实力分布的影响》)。美国仍然需要通过合作,建立各种伙伴关系及网络。

  第三,建立关系网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贸易(这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对贸易的作用的理解有相同之处,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2》第102页《斯密的洞见》)。美国要相信贸易的好处,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应该以跨大西洋的北北合作(north to north) 为基础,向周边辐射威力,建立南北之间的关系(north to south)。

  这种观点与奥巴马政府把外交重心从欧洲和中东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观点非常不同。奥巴马的重心转移有可能会造成顾此失彼、本末倒置的结果,而这种由北北合作向南北合作推进的策略则会循序渐进,柔里有刚,刚柔相兼。

  美国的有识之士当然懂得“要想影响别人,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道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有相似之处。一个人无法完全控制另一个人,但可以尽力控制和改善自己。要想战胜别人,首先要战胜自己。美国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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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

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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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驻波士顿特约记者,《哈佛笔记》专栏作者。她曾任《世界时报》(WorldPaper)记者和研究员,哈佛商学院研究员,网络杂志《视角》(Perspectives) 的资深编辑,学生杂志《哈佛评论》(Harvard China Review)主编和主席。2007年她获OYCF-Gregory Chow Teaching Fellowship教学基金的支持,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教授短期课程, “经济报导:问题分析和评论员文章”(Economic Reporting: Issue Analysis and Opinion Pieces)。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社会问题及公共政策。2002年她从哈佛大学获亚洲研究硕士(MA),1997年从波士顿学院获商业管理硕士(MBA),1995年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路易斯克拉克学院(Lewis & Clark College, Portland, OR)获数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BA)。她和先生及两个孩子住在美国麻州剑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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